政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近日，人民网发表文章称，“‘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这正是邓小平的明智之处。以政治制度解决经济问题，并非第一选择，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已取得了惊人的成绩，但是，中国离建成富裕、民主、文明国家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是近年来由于一些重要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改革迟滞，一些社会矛盾变得尖锐起来。当前社会存在种种丑恶现象，从根本上说缘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行政权力变本加厉地压制和干预民间正当经济活动，造成广泛寻租活动的结果。在这种社会矛盾凸显、不同政治诉求之间争辩趋于激化的时刻，如何防止各种极端派的思潮撕裂社会，造成两端对立，避免“不走到绝路绝不回头”的历史陷阱，就成为关系民族命运的大问题。当务之急是重启改革议程，切实推进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1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历程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上，有一个关键词注定让人无法忘记，那就是“经济特区”。没有经济特区这个“钻头”，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历史空间中的掘进，就不会达到今天的深度和广度。作为改革的突破口、试验田，作为开放的窗口，经济特区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并在新时期继续演绎着有声有色的活剧。1977年，刚刚结束了“十年浩劫”的中国百业待兴。1977年11月，复出后的邓小平第一次外出视察，首站选择了广东。在广东，邓小平的眼光盯住了深圳这个沿海小渔村，和香港只有一河之隔。当年，当地农民一天的收入不过1元钱，而香港农民一天的收入为60多港元。怎么尽快让群众富裕？怎么尽快跟上世界发展的步伐？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把中国推向了改革开放时代。1978年4月，广东、福建省委向中央要求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利用邻近港澳等有利条件，实行特殊政策，吸引外资、扩大出口。1979年7月，党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建立出口特区，后改名为内涵更丰富的“经济特区”；1980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第十五次会议向全世界宣布：社会主义中国创办了经济特区。美国《纽约时报》惊叹，“铁幕拉开了，中国大变革的指针正轰然鸣响”。1984年，国家进一步开放天津、大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接着开辟“长三角”、“珠三角”，福建“厦漳泉”3个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又增设海南经济特区；1988年5月，在“中关村”成立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的高科技园区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1990年4月，更是作出了开放、开发上海浦东的重大决策。1992年，邓小平再次来到特区。“特区姓‘社’不姓‘资’”、“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在经济特区，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计划和市场的关系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全面阐述。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经济特区这一“最大的解放思想、最大的改革开放”，正是我们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实践依据。2经济改革三十年历程的制度思考从1978年至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30个年头。改革开放所要达到的目标，按照中共十七大的概括乃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显然，这个历史转折还没有完全实现。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通常是由两个“车轮”驱动的:一个是技术，另一个是制度。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技术水平处于落后地位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新的、效率更高的技术是在先进国家广泛存在并且可及的；但是，是否能够广泛运用这些新技术，却取决于是否拥有与这些技术相适应的制度体系。所以，在技术和制度这两个推动历史前进的车轮中，制度显然较之技术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在30年的经济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了一种“双轨制”的制度环境。它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作为计划经济基础的国有经济（存量部分）仍然按照命令经济的逻辑运转；第二，新成长起来的民营经济成分虽然仍然在不同程度上依附或隶属于基层政府，但其供产销则大体上是由市场导向的。这种“双轨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