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声，还是沉默？对农民的书写，“五四”以来中国现代白话文学有两种模式：一种是鲁迅式的，鲁迅笔下，农民的代表是阿Q，是祥林嫂，是润土，农民是愚昧、麻木、混乱、不可救药的同义语，中国农民根本不配享受好的命运，因为他们身上一点儿优点都没有。中国启蒙知识分子找到了一个阿Q，此后中国农民的形象在他们那里就全定型在阿Q上了，农民在他们的文字中承受着屈辱的命运；第二种是沈从文式的，沈从文从湘西来，在现代社会中很不适应，精神上恋母土，他想用湘西世界的农民性和汉文化的阉寺性对抗，他对湘西世界是美化的，在沈从文笔下，农民又多被浪漫化了（晚期沈从文对此有反思），后来这一条线索在汪曾祈那里得到了发展。汪的作品绝大多数也是美化乡土的，他把农民性写得太完美，看不到乡土性格中狰狞的一面。解放以后诞生了第二种的变形，把农民性当作革命性的同义语来写，农民性被看成是改造知识分子性的良药。在上述模式中，真正的中国农民呢？中国农民一直是沉默的，是无声的农民，为什么呢？他们是无声的被描写者。那些写他们的人都是已经不是农民了的人，要么美化他们，要么丑化他们，总是隔着一层。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农民的命运几乎从来就没有被真正地关心过，无论是想改造他们的启蒙知识分子，还是热衷于赞美他们的乡土浪漫主义者，或者是所谓的革命者。想一想，中国农民的命运是否真的改变了？只要我们想一想这个问题，我们就知道，在上述过程中中国农民的形象不是鲜明了，而是模糊了，中国农民的命运问题不是被人们重视了，而是忽视甚至抹杀了。从这个角度，我一方面非常认可《泥鳅》，它让我们看到，一个农民他要在城里安身是多么不易，主人公的死是一个象征，农民跨不过城乡对立的门槛、城乡等级的门槛。这个世界上，有两个中国，一个农村的中国，一个是城里的中国，这两个中国不一样。它们之间有一道谁也说不清的鸿沟，有的时候这鸿沟是有形的，比如农民到城里定居要申请暂住证或者购买城里户口，有的时候这种鸿沟是无形的，尤其是以后者为甚。但是，同时我对《泥鳅》也有不满的地方，泥鳅的主人公国瑞的命运太奇特了，这不是典型的农民进城后的命运。在我身边，我看到的是那种隐忍的、屈服的、暗伤的农民工的命运。那种命运可能更真实一些。从高要求来看，我希望尤凤伟能写出那种无事的悲剧来，那种暗伤的、隐忧的、平淡的民工生活来。尤凤伟写国瑞这样的进城农民，是为了为农民说话或者是让农民在他的书里发出声音。他的立场是好的，他主动地站在国瑞的一边，用国瑞的视角说话，这是尤凤伟，一个作家非常不容易的地方。但是，也恰恰是作者这样的立场和视角，使读者麻痹，读者会觉得作者描写的就是真实的，因为作者是同情国瑞们的。那么，到底尤凤伟笔下的国瑞们是不是真实的呢？我说，这部小说在理解和同情国瑞们的表面之下，掩盖着非常严重的遮蔽和歪曲。首先是对国瑞们的智力处境的低估。国瑞那么容易受骗？小说让我们感觉国瑞的死不是因为命运的必然，不是因为强大的外力，而是因为国瑞的愚蠢，他太容易受骗了，死到临头还帮别人磨---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刀，要不是玉姐点播和提醒，他还什么都不知道呢！国瑞被塑造成了一个蠢货和小丑，他根本就不配享受更好的命运，一切命运在他都是自找的。国瑞的死也只是一个小丑的死，为了一打冥票毫无意义而死的小丑。对国瑞作为一个农民的智力上的蔑视，在这部小说里还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这部小说在道德上对国瑞们的歧视。尤凤伟笔下，国瑞们是为了钱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作奸犯科、杀人越货，只要有钱，他们就干，什么道德，什么良知全没有。国瑞做鸭，国瑞的女人们做鸡，而且国瑞们对此丝毫也没有道德上的自我谴责，他们心安理得地在做这一切。我不知道尤凤伟，一个同情农民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写农民。在我的印象里，我家乡的那些农民都是淳朴的，善良的，乐于助人的，在我的家乡，人们虽然贫穷，但是几乎家家户户都不关门，谁谁串门都是不请自来，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是非常友好的。人们的道德水准不比任何人差。我身边现在也有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