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孔子删诗”问题摘要：谢炳军以“王官删诗”否认“孔子删诗”，以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不是《诗》之“逸诗”为由否认《周公之琴舞》可作“孔子删诗”说的证据，这两个否认理由都不充分。王官删诗与孔子删诗时代不同，编辑思想不同，各有其政治、历史、文献背景，各有其用，二者并不矛盾。对出土文献中“逸诗”或《诗》本的发掘是解决孔子删诗是否将《诗》由“三千”删至“三百”的有效途径。《清华简?周公之琴舞》被认为是《诗》之“逸诗”是有道理的，它具备为孔子删取的可能性。关键词：周公之琴舞；孔子删诗；逸诗；《乐》本：I207.22文献标识码：A：1003-0751（2016）07-0145-06《清华简》中诗类作品《周公之琴舞》组诗包含周公作儆毖诗四句、周成王作儆毖诗九首，其中成王作九首诗中的第一首与今本《诗经?周颂?敬之》几乎全同，可确定为是《诗经》作品，其余八首及四句不见于今本《诗经》也不见于其它传世文献。如何解释这一现象，牵涉到了诗经学史上迄今没有定论的“孔子删诗”问题。2014年《文学遗产》第5期发表了三篇研究文章①肯定“孔子删诗”说，其中徐正英及刘丽文所撰两文皆以《周公之琴舞》为“孔子删诗”说新证。谢炳军不同意徐、刘两文的观点，连发几文提出商榷意见②，其观点有二：一是肯定“王官删诗”否定“孔子删诗”；二是《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不能作为“孔子删诗”说新证。就其论述而言，笔者认为谢文有可商榷之处。一、肯定“王官删诗”并不能否定“孔子删诗”谢文从郑玄《诗谱序》中总结出“王官删诗”以否认“孔子删诗”。然而“王官删诗”并不能有效地否认“孔子删诗”，因为二者时代不同、编删思想不同，二者并不矛盾，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从时代上来讲，王官删诗主要应在周王权比较稳固的西周时期，孔子删诗在周王权衰微的春秋晚期。王官删诗以礼乐为用，孔子删诗为教学之用。下面详细论之。（一）《诗》教的历史与官方背景并不能否认“孔子删诗”谢文对诗教传统的溯源，对《诗》传播情况及其、结集等问题的叙述，无非想证明《诗》的历史与官方背景，诗的历史背景用以说明《诗》在孔子之前就已存在；《诗》的官方背景用来说明其不可能被非官方力量编辑删订。然而，诗教传统即便源自商代，但所教内容，却是因时而变。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会产生不同的诗教本。孔子有自己的教育思想，焉能不将之付诸其文献整理过程中？应当看到，《诗》本的官方背景既能促使其创作、采集、表演，也会导致其散乱、残缺、失传。周公制礼作乐至春秋中后期，这一历史时段横跨五六个世纪，周王朝经历了建立、鼎盛、衰落等阶段。如谢文所言“诗”是按照执政阶层的意念不断创作、采集、编辑、使用、推广，形成周朝的礼乐文化的。这也是孔子重视《诗》的原因。当政权巩固、势力强大时，这是必然。然而，如果执政阶层地位下降，权力衰落，其文化也会随之废坏。孔子所处的春秋末年，正是周王朝礼崩乐坏的时期。孔子曾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③《诗》的本质乃是“礼”，“礼”的本质乃是等级，等级的本质乃是政治。当诸侯兴起，王权衰微时，僭越之事屡发，春秋末诸侯不再勤王，周王权崩溃，随其相生的礼乐文化，也势必混乱，从《论语?八佾》所载“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④即鲁国仲孙、叔孙、季孙三家大夫都敢用天子之礼《雍》祭祀自己的祖宗，即可见其礼乐的混乱程度。此外，《大戴礼记?投壶》有一段记载：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鸣》、《狸首》、《鹊巢》、《采蘩》、《采?O》、《伐檀》、《白驹》、《驺虞》。⑤这段文字中风诗混入雅诗，《鹊巢》《采蘩》《采?O》《驺虞》在今本《召南》，《伐檀》在《魏风》。我们虽不太清楚该段文字所记时间，但可以看出各类诗篇在某种情况下会被混乱使用却是事实。所以，春秋晚期的政治及《诗》本混乱的情况，是“孔子删诗”的客观历史条件。加之孔子怀抱恢复周道的政治理想，所以再度编辑《诗》本是孔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文化理想的必然选择。孔子编辑的《诗》本必然体现孔子的政治及文化理想。孔子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