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教育、大学精神与学术的人道意义法学院应当培养法律理性许章润问：目前中国正从伦理社会向法治社会过渡，在此过渡时期，法学教育如何切近自己的时代？答：晚近以来，自西向东，全球文明经历了从宗教、伦理文明秩序向法律文明秩序的转型。法律文明秩序立基于工商社会的世俗理性，以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个体，即千千万万陌生人所构成的社会生活为基本预设。法律作为调节陌生个体之间世俗利益的社会控制手段，关于公、私权益互动的社会行为范型，表现为规范形态的人间价值形态，取代宗教与伦理，广泛用诸公共生活，乃至渗透入私人生活空间。在西方社会，此种安排一定程度上甚至造成了所谓的“法律对于生活世界的过度殖民化”，弊从利来。由此，法律不仅是一种规则体系，同时还是一种意义体系。中国当下的法学教育必当紧紧围绕现代法制的这一特点来展开。法律理性是现代法的内在精神品质，也是现代社会所谓规则之治的一个精神向度要求。特别是程序理性，更是赋予并检验世俗政治合法性的法制要件。因此，法学院要着力培养学生的法律理性，使受教育者将法律理性内化为自己的职业心性；另一方面，法律理性不仅不排斥，而且为对于人的关怀预留空间，围绕着人的需要打转，就此而言，不妨说法律即人生。因此，在法学教育中，对于法律理性的培养和对于洋溢在法律之中的人文关怀的弘扬，犹车之双轮，鸟之双翼，并行不悖，相得益彰。进而言之，理性为信仰预留空间，不妨说法律信仰是法律理性的内核之一，展现了法律的人文关怀，而共同构成了现代法的精神品格。由此，发掘核展示法学所秉具的启发人类实践的人道意义，使受教育者将法律理性和法律信仰冶于一己身心，造成受教育者的职业精神和志业担当，便是法学教育最基本的，也是最主要的职责所在。问：要达到这两个基本要求，课程设置以及教学手段上需要实行怎样的变革呢？答：在当下中国，法学教育应着力解决这样几个问题。第一，要解决法学教育中过于强调法律的技术性操作，而弱于发掘与弘扬法律理性与人文精神这一弊端。总体而言，技术性操作与法律理性和人文关怀并不矛盾，它们常常是体现和落实后者的具体制度、程式与技艺。但是，就法学院的施教过程而言，汲汲于工匠式的“技术培训”，而忽略基本学理的研习，甚至将法学教育等同于“会办案子”（姑不细究何为“会办案子”），就不免遗漏、遮蔽了荦荦大端。面对纷纭世像，浩瀚法网，新陈代谢如江水漫漫的人世生活，如此培育的人才，必将举一隅而不能三反之，捉襟见肘，难当大任。以所谓会不会“办案子”来衡估法学院毕业生质量，是牛头不对马嘴的外行话，短视而市侩。倘若法学院穷四年之功，不过培养了一批略具操作能力，却缺乏法律理性的“会打官司”的人；只会津津于技术性细节，而不懂得法律之道即生存之道，缺乏将法制放置于构建理想而惬意的人间秩序这一整体图景中通盘致思的现代社会建设者，人文价值的关怀者，那么，不能谓之成功的法学教育。毕竟，法学院的教育不只是教人写“状子”。“赤脚律师”没读过一天法学院，照样会写“状子”。即便就“状子”而言，要写好“状子”，精准有据，辞通意顺，甚至优雅的“状子”，则非接受超出技术性培训的法学院教育不可，也是明摆着的事，而为过来人的经历所再三佐证者。第二，晚近以来，在现代大学学术建制中，法学院患有课程知识含量不足，学术水准欠缺，思想内涵苍白的通病。此非中国独有，世界各国皆然。法学院作为一种职业养成之所，虽然生源汹涌，甚至位置显赫，但学术位阶不高，也是不争的事实。大陆法系的法学教育相对强调学理性，但总体状况可能也不甚乐观，所以才会常常发生超拔心智转习形上学理的“跳槽”现象。因此，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还，尤其从七十年代开始，美国的法学院开设了诸如法律与文学，法律与经济，法律与社会等课程，矛头所向，正是法学院这种思维僵化、视野狭隘、学术含量不足的弊端。近一年来，哈佛大学法学院更从一年级即开设比较法学、国际法学等类科目，彰显的不外是“视野”的重要性。以实用理性著称的哈佛法学院有此改革，反映了原理性、学理性学习的基础意义。有鉴于此，中国的法学院应当开设一些与人文、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