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及其在《资本论》中的逻辑地位(二)摘要：市民社会在马克思著作中具有两类四种含义，应基于马克思独特的思维方法把握不同含义之间的内在关系。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核心理念的“市民社会”，与所谓普世价值密切相关，它是马克思理论集中批判的对象。如果说马克思具有某种市民社会理论的话，也只能看成基于唯物史观把握资本主义生产内在机理的理论。应从原则高度明确反对将两种性质的市民社会理论有意无意地混淆起来的做法。关键词：市民社会；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阶级属性；空想社会主义；剩余价值；中产阶级：F091.91文献标识码：A：1007-2101（2015）04-0028-06（接2015第3期）沈越教授将市民社会臆想为没有阶级属性的永恒的“中产阶级”社会，认为西方经济学、西方哲学等只是这种没有阶级属性的市民的意识形态，不具有资产阶级性质，应该不加批判地原原本本地“拿来”。他还试图通过个别德文词的辨析，一方面将苏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既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贴上“伪马克思主义”的标签，另一方面把马克思理论整体性地改造成没有阶级属性的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市民社会理论。实质上是有意识地将马克思理论与西方意识形态混为一谈。沈教授在所谓“一词一译”原则下对Bürger这个词及同类词的翻译，既不符合语言逻辑的要求，也没有任何文本依据，甚至与Bürger这个词的历史事实相违背。二、《资本论》对“市民社会”的艺术批判对于马克思来说，“市民社会”理论是否具有社会理想意义？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就这一意义而言，与其说马克思有一种“市民社会”理论，毋宁说他有一种关于“市民社会”的批判理论。这种批判在《德法年鉴》时期便有过集中的阐明。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的成员只有在政治意义上“才获得人的意义”或“表现为他的人的规定”。①而他们要真正上升到这样的政治存在，必须“通过不受限制的选举和被选举”②，基于历史发展的这种选举必然导致抽象的政治国家的解体，也意味着“市民社会”的解体。因此，在经过一场真正的革命之后，人民应该“成为国家制度的原则”③。就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的关系来看，马克思认为德国没有实现基于“市民社会”的政治解放的条件，如果不摧毁当代政治的普遍障碍，就不可能摧毁德国的特有障碍。因此，德国应该直接推动英法等国“最近的将来要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④这是有助于推进全人类解放的“彻底的革命”⑤。德国之所以有可能首先实现这种“人的解放”⑥，是因为德国形成了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⑦，即无产阶级，它要求否定私有财产。这一时期，马克思对人的解放的追求，正是基于对“市民社会”的历史局限的认识。在他看来，“市民社会”体现的正是“犹太人精神”，这种精神也就是商品拜物教和金钱拜物教。而政治解放对市民生活本身没有加以批判、变革，仍然“把需要、劳动、私人利益和私人权利等领域看作自己持续存在的基础，看作无须进一步论证的前提，从而看作自己的自然基础”。⑧他希望人成为“现实的类存在物”⑨，即现实的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⑩，从而使个人固有的力量直接成为社会力量。应当承认，马克思这时的思想还有某些不成熟的地方，例如，他尽管认识到“市民社会”自身的局限，并认识到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却仍然把完成了的“政治国家”，---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看成“人的同自己的物质生活相对立的类生活”{11}，并且把政治国家的生活看成“人的意义”或“人的规定”。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12}。如果把“市民社会”中的个人看成私有者的符号的话，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依然是一贯的，但是，使用“类生活”“人的规定”这类术语，还是不很恰当的。尽管如此，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批判立场却是始终一贯的，与晚期相比，马克思早期甚至表现出更为激进的色彩。在1850年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以及随后发表的《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