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页共11页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公共精神缺失[摘要]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认为，古代中国政治传统中就已经具备了民主精神，体现为皇权相权分立与政权开放。只是这一传统由于少数民主的特权政治才被中断。中国传统政治并不具备民主所必需的公共精神。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家国体制，因此在历史中屡屡出现皇帝侵犯制度的现象。[关键词]传统政治制度；公共精神；家国体制[]DO[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5.09-036[]1671-5918（2015）09-0076-02[本刊网址]：//关于中国传统政治中是否存在政权开放和法治的因素，钱穆在第2页共11页其《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在分权方面，“在西方是先有了中产社会，先有了新兴工商资本，然后再来打开仕途，预闻政治。而中国则不然，可说自两汉以来，早已把政权开放给全国各地，不断奖励知识分子加入仕途。”关于法治，“由历史事实平心客观地看，中国政治，实在一向是偏重于法治的，即制度化的……我们的传统政治，往往一个制度经历几百年老不变，这当然只说是法治，是制度化。”钱穆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政治中就已经存在着政权开放和法治的因素，近代中国之所以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而沉陷于专制的深渊中，是因为少数民族的特权是不够的。在元清之前，就经常出现皇权僭越相权的案例，包括汉代以后内廷的设立，唐代出现过的斜封墨敕，明代的内阁。这些历史现象的重复并非偶然，深入探究其产生的实质性原因，对于当代中国的民主法治建设具有极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一、法术、制度与公心第3页共11页钱穆认为，“制度指政而言，法术只是些事情或手段；不好说是政治。大抵制度是出之于公的，在公的用心下形成的一些度量分寸是制度。而法术则出之于私，因此没有一定恰好的节限。”另外，法治就是制度化。史实说明，中国政治一向是重法治，即制度化。韩非也曾论述过法（制度）与术之间的关系：“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步之于百姓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是以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不独满于堂；用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不得满室法律是由官吏主持修订，通行于全国，遵循赏善罚恶、赏罚分明的原则；而法术是君主藏在胸中的策略，用以监察百官、选拔贤能。法律较为客观、稳定、公开，而法术倾向主观、受个人意志决第4页共11页定。对比韩非与钱穆的观点，我们可以发现，二人对术的理解大致相同，而对于法（制度）的理解则有所差异。钱穆指出了法是出于公心的，而术则出于私心。但韩非认为无论法还是术，都是君主统御天下的工具，都要服务于君主的个人意志。故日：“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二、家国体制下的皇权与相权钱穆在原著中明确了皇权与相权的分割：“皇室和政府是应该分开的……皇帝是国家的惟一领袖，而实际政权则不在皇室而在政府。代表政府的是宰相。皇帝是国家的元首，象征此国家之统一；宰相是政府的领袖，负政治上一切实际的责任。”相权独立甚至高于皇权，主要体现在：一是机构的大小。皇帝的秘书处只有六个部门。而宰相的秘书处则有十三个。二是职权的范围。汉代以后，九卿既管理皇室又管理政府，且九卿受宰相节制，第5页共11页因而相权高于皇权，政府高于皇帝。即使相权高于皇权，政府运作以固定的制度而非个人意志为保证的，也不能得出制度出于公心，也可能是出于个人控制社会的野心或阻止社会陷入战争状态。孟德斯鸠曾说：“每一个特殊的社会都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这就是产生国家间战争状态的原因所在。每一个社会中的某些个人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所在，他们力图将这个社会的主要利益窃为己有，于是便产生某些个人之间的战争状态。这两种战争状态促使人们之间建立法律。我们如此巨大的地球上的居民中必然有着不同民族。这个星球上的居民之中也有着法律，这就是国际公法。社会必须得到维护；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