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摘要】：1930年代的中国,《申报》和《大公报》是影响巨大的两份报纸,《申报》“自由谈”和《大公报》“星期论文”则是这两份报纸上声名远播的舆论空间。也许我们可以说,这两个舆论空间已然代表了现代中国公共舆论发展到1930年代,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准。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具有独特的历史根源,从精神志趣而言,现代新式知识分子继承的是传统士人的清议传统;从社会空间而言,现代知识分子使用的却是从西方引入的新式报刊等传播媒体;从知识资源而言,现代知识分子处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融合古今中西之说,成就一家谠论之言;从身份立场而言,现代知识分子自从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之后,已然从传统的政教合一制度架构里释放出来,大多数以政治体制外的超然身份来议论时政。《申报》“自由谈”(1932-1935)由自法国回来具有革新思想的黎烈文主编后,迅速地吸引了一大群左翼知识分子的参与,而当时的左翼刊物在政治权力的围堵之下,已经很难寻觅生存之空间。以鲁迅、茅盾等为核心的左翼知识分子(自然还包括一些其他立场的上海知识分子),在“自由谈”这个舆论空间,发表了大量的对于当时时政、社会问题与文化现象的评论,造就了一个批评性和反叛性的文化政治空间。《大公报》“星期论文”(1934-1937)开设于1934年初,最初由胡适、傅斯年、蒋廷黻等北平自由派知识分子担任特别撰稿人,后来迅速地扩展到《独立评论》派知识分子,乃至扩展到全国关怀社稷民生的知识分子。胡适等知识分子在这个名震一时的言论空间发表了大量涉及民主宪政、民族主义、政党政治、中日关系、教育文化等议题的政论,与《大公报》社评形成了良性互动,共同构造了一个具有公共性和深度的舆论空间。通过对这两个个案的具体细致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1930年代的公共舆论已然呈现出内在的分裂。这种分裂是全方位的,首先,“星期论文”作者群体以天下为己任建构自我认同,试图重建社会重心,而“自由谈”作者群体却认为“文人无行”、“文人无用”,自我边缘化乃至自我贬斥;其次,“星期论文”的作者群体绝大多数寄身大学、科研院所,具有学者身份,且多数留学欧美,具有布尔乔亚的生活方式,而“自由谈”作者群体大多数是学院体制外的文化出版工业上的“生产者”,有些作者甚至是没有固定职业的自由撰稿人,从留学背景而言,“自由谈”相当一部分作者曾有留学日本的经历。再次,从公共舆论的思想资源和立论根基而言,“星期论文”作者学科背景相对多元化,政治学、社会学、文学、法学等各种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出身的作者都在这个专栏发表言论,其思想资源相对丰富,而且对于欧美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生活相对熟悉,在政论中多有引用,他们的言论根基奠定在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基础之上,而“自由谈”作者群体绝大多数是文艺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文学传统和西方文艺更有积累和兴趣,他们讨论政治现象和社会文化现象时往往生动而形象,他们自认为代表了当时中国最广大的底层和民众,因此,民意成为“自由谈”的核心。最后,从公共舆论的话语风格而言,“星期论文”理性色彩浓郁,注重以渐进主义和建设式的方式发表言论,而“自由谈”文风自由活泼,不拘一格,嬉笑怒骂自成---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一体。通过对这两个舆论空间及其外部环境的比较可见,公共舆论的发展与学术共同体的成熟密切相关,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无法脱离政治权力的限制或者庇佑,舆论与权力之间呈现出复杂的纠葛,而舆论与知识分子的心态(或者说自我认同)之间也有密切的关联。事实上,无论是“星期论文”作者群体,还是“自由谈”作者群体,都没有以舆论空间为基础组建政党的政治诉求,而这两个知识群体的日常生活与当时的内地社会相当隔膜,而与当时的朝野两个政党却发生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因此,他们的言论虽然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却无法从根本上改造当时的政治生态与社会生活,正因为此,“星期论文”的部分作者直接去南京从政,而“自由谈”的部分作者相继奔赴延安。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虽然轰轰烈烈,大有“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的豪迈,却因为市民社会发育的滞后、社会运动的匮乏、政党政治的倾轧、教育水平的低级等因素,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