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清两代《三国演义》序跋现存二十余篇，其价值评判体现为多种取向：通俗易懂的历史认识价值，伦理纲常的教化价值，奇异独特的审美价值，独立不羁的人才价值以及军事谋略价值等等。对此进行综合分析探讨，可以更好地把握《三国演义》的多重价值，并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不断开发出《三国演义》的新价值。关键词：《三国演义》序跋价值自明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载庸愚子弘治甲寅序以来，明清两代多有为《三国演义》撰写序跋者，有论者指出“由于明、清两代的政治环境、社会思潮极不一样，对明、清两代序跋者产生了不同影响”，因此这些序跋关注的侧重点有所不同。1若从其价值取向方面来看，则体现为多样性和丰富性，如通俗易懂的历史认识价值、伦理纲常的教化价值、奇异独特的审美价值、独立不羁的人格价值和军事谋略价值等等。一、通俗易懂的历史认识价值明代著名文人陈继儒、袁宏道都对“通俗演义”的本质和功能做过辨析，陈继儒在《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序》中说：“演义，以通俗为义也者。故今流俗节目不挂司马、班、陈一字，然皆能道赤帝，诧铜马，悲伏龙，凭曹瞒者，则演义之为耳。演义固喻俗书哉，义意远矣！”2认为“演义”的本质即是“通俗”，而且意义深远。袁宏道在《东西汉通俗演义序》中对“通俗演义”的功能作了形象的说明：“今天下自衣冠以至村哥里妇，自七十老翁以至三尺童子，谈及刘季起丰沛，项羽不渡乌江，王莽篡位，光武中兴等事，无不能悉数颠末，详其姓氏里居。自朝至暮，自昏彻旦，几忘食忘寝，聚讼言之不倦。及举《汉书》、《汉史》示人，毋论不能解，即解亦多不能竟，几使听者垂头，见者却步。……文不能通，而俗可通，则又通俗演义之所由名也。”3“通俗演义”可以让所有的接受者在愉悦欢快的心情之中了解历史，其功用可谓神奇至极。两人对通俗演义的见解十分精辟，其源头则可以上溯至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三国演义》刊本甚多，孙楷第先生称“今所知见明本已不下二十余种。书贾刻书时，屡易名色，极不一致”4。现存最早刊本明嘉靖壬午(1522)刊大字本，全称《三国志通俗演义》。不难发现，其书名与正史《三国志》不同之处，就在于“通俗演义”四字。刊刻者之所以郑重其事地在书名中加上“通俗演义”四字，就是要使读者明白，此书与历史著作的最大不同，便在于其通俗性。该本卷首有弘治甲寅(1494)庸愚子“序”和嘉靖壬午（1522）修髯子的“引”各一篇，5这应当是现知最早评论《三国演义》的两篇重要文献。庸愚子序指出了《三国演义》的多种价值，而最为突出的则是其通俗易懂的历史认识价值。这篇序文首先阐明历史著作“非独纪历代之事”，而是由此“昭往昔之盛衰，鉴君臣之善恶，载政事之得失，观人才之吉凶，知邦家之休戚，以至寒暑灾祥，褒贬予夺”。但是问题在于“史之文，理微义奥”，“不通乎众人”；而野史评话“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既“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又能使读者“人人得而知之”，“一开卷，千百载之事豁然于心胸矣”。这就告诉人们，《三国志通俗演义》不仅与史书具有同样的历史认识价值，而且更为浅显易懂。修髯子的“引”形式非常独特，前面是一段主客问答式的议论，后面是一首四十韵的诗歌。首先是客发问曰，历史著作已对三国历史有详尽记述，《三国志通俗演义》不有些多余了吗？这一问语似乎透露出了这样一个信息，即《三国志通俗演义》问世之初，人们曾怀疑它存在的必要。接下来主人对历史著作与通俗小说的区别作了比较：“史氏所志，事详而文古，义微而旨深，非通儒夙学，展卷间，鲜不便思困睡。故好事者，以俗近语，櫽括成编，欲天下之人，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义，因义而兴乎感，不待研精覃思，知正统必当扶，忠孝节义必当师，奸贪谀佞必当去，是是非非，了然于心目之下，裨益风教广且大焉，何病其赘耶！”可见这位修髯子十分重视《三国演义》俗近的历史认识价值，充分肯定了其通俗性和普及性。此后众多的明清序跋作者都强调了《三国演义》通俗易懂的历史认识价值。如明万历刊本《新刻京本补遗通俗演义三国全传》在书名中也特意加上“通俗”二字。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