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景行：中国现在的教育制度并不比五十年前进步学生：我来自河南省，我想替我们省今年85万高考考生说两句。我每天三点钟起来，然后晚上12点睡觉，看本课外书都觉得心慌，看资料书就觉得安稳，85万考生考上4万"一本"。我们河南考生高考完了会像躲瘟神一样把高考躲得远远的，为什么我们河南考生被逼成这样？希望大家关注河南。曹景行：谢谢，我想除了河南还有不少省份也是同样的情况，那就是我们每年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年轻人，本来应该过更好的日子，但是就是因为高考，付出了在我看来是不必要的代价。在我们那个年代是不需要付出这样的代价，即使是像河南。当然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体制，有不同的情况，那时候高考的入学率也很低，一般来说是百分之十几，这样的一个入学率，但是不至于低到这种程度。像北京、上海这样不公平的分配，这种不公平原来有它的理由，但是随着大城市参加考试的人数大幅下降，却连起码的开放外来打工者子弟在本地参加高考他都不愿意，更不要说让出一部分名额给河南，现在还没有看到一个大公无私的城市这么做。学生：曹老师您好，我来自山东，高中老师对我们说的令我印象很深的一句话就是，"你不是富二代，不是官二代，对于平民老百姓而言，高考是最好的一种方式，你们没有资源跟别人抗争，你们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实现愿望"。现在大学里面分学术型硕士和专用型硕士，上的课程是一样的，包括能力都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为什么学校收费都是不同的呢？专业硕士就是高价钱，学术可以享受到更多优惠的待遇。曹景行：有一个说法，某个名牌学校的校长一年可以经手的资金是上亿元。对于平等这个概念来说，我们国家应该做得比其他国家好，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但是为什么在教育问题上我们如此不考虑平等？我们的前任教育部长走了，他转任到社科院、中科院。我记得两会采访的时候，上一届政府换届，每一任部长都要表决，最后一个一个出来，到周部长的时候，全场哗然。因为他的反对票是最高的，他转任之后接任的是袁部长，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是袁部长上任的第一句话，他要做的就是要让教育资源平等。但是请问袁部长这几年过去了，我们的教育资源是更加均衡，还是更加不均衡？为什么做不到？利益集团的反对，就是这么回事，我们已经形成了利益集团，这样的教育体制对某些人有好处，因为凭着权，凭着钱，凭着背景可以进最好的学校。贫富差别在教育方面的显示是不能允许的。原来我们说改革开放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社会阶层的流动，甚至在改革开放之前，文革之前，农村的孩子通过考大学至少可以跳出农门，可以跳上龙门，可以改变生活改变家庭。但是我们的社会已经发展到世界第二强国的时候，却发现这个难度越来越大。我记得上海有一个官员告诉我，他到纽约去考察，有一天下大雪，我们这儿的做法应该是下大雪，学生别来上课，交通都不太方便。结果学校的校长、老师、校车照样去接同学来上课。为什么？因为纽约有不少贫困家庭的孩子在大冷天如果在家里的话可能吃不好还要挨冻。学校里面有暖气，有营养午餐，所以要把他们接过来。所以不管贫富，一律接到学校来上课。没有人规定他非要这么做，没有人强迫他们一定要这么做，但是这是一种教育的意识，这个教育的意识就是我们孔老夫子也可能认可的，那时候大家送两块干肉就接受你当学生，现在行吗？现在家家都可以拿得出两块干肉，在这样的情况下面我们为什么不能够重新思考一下我们的教育体制该怎么办？学生：几年前有一个文章叫做《我拼搏了18年就是为了和你一起喝咖啡》现在还有一个文章叫做《我拼搏了18年还是不能和你一起喝咖啡》，我觉得农村的孩子是受到歧视的，教育的付出可能让父母砸锅卖铁把孩子供出去的时候，可能这个孩子没有得到很好的工作来回馈这个家庭。曹景行：可能有这样经历或者是这样感受的同学很多，因为我也听到很多，很多我的朋友谈到教育问题都会说这样的问题。我们要问，为什么要接受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我们作为个人不得不如此，但是作为师范大学的学生，我们能不能想想这个教育体制改一下？能不能改一下，当然是决策者的问题，要改非常难，就像北京要让外来打工的或者外来工作的，比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