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关系中的中国外交[1]当前大国关系与我国外交新挑战当前，国际形势仍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下大国的关系。所以从现在“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主旋律可以看出当下大国关系较于冷战时已大为改观：首先当前大国之间互不为敌，力求避免公开对抗；其次大国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互相促进又互相制衡；再次大国在各个领域都存在竞争与合作；同时大国关系发生作用的地区越来越明显；第五，公认的大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受到地区、次地区国家的推动和牵制；第六个就是各个大国关系越来越受到国内发展的牵制和推动；最后就是在大国关系中，规范大国关系的机制程度越来越高。随着冷战的结束，大国关系逐渐开始调整。这一过程延续至今，并继续发展，尽管伴随着各种各样的新因素和新特点，但其基本方向没有改变，只是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拓展、加深。不过从实质上来说，大国力量对比关系的彼此消长仍然是大国关系调整最深刻、最根本的动因。它主要表现为一个大国即美国的力量急剧膨胀，另一大国俄罗斯大幅度衰落，第三个大国中国的迅速崛起。力量对比在短时间内的重大变化深刻地影响了大国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将大国游戏规则发展到更深层次。同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全球化给大国关系带来的深刻影响。全球化首先是经济全球化，20世纪后半期之后，在通讯和信息技术推动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突飞猛进，其影响开始超出经济领域，渗透到政治、文化、国际关系等其他领域，并对这些领域发生深刻影响。全球化对大国关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方面，经济交往和经济合作的极大增加造成大国之间经济利益的大面积交叉或融合，导致国家相互依赖和共存共荣程度的实质性加深；另一方面，全球化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全球性问题，如毒品走私、环境污染、非法移民等等。其中对大国关系来说最突出的是恐怖主义的国际化和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威胁也成为各大国的共同关注和共同利益，尽管其程度各有不同。其实我们也可以另一方面理解，恐怖主义的国际化缓解了大国之间的某些对抗。那么在如此形势下，随着我们的崛起，我们又该如何处理各种外交关系呢？从历史上看，大国的崛起似乎必然伴随着冲突。正是根据这种历史的惯性，中国的“崛起”被西方右翼势力视为当然的“威胁”。不少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未来发展也充满疑虑。这也就带给了我国外交更多新的挑战。我国反复向世界表态：中国的发展“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也不会牺牲任何人”；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即使强大了也永远不会称霸。这样的政策宣示并不是简单的“权宜之计”，而是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的应有之意和本质内涵。当前来看，中国外交的很大工作是在于处理中美关系，然而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又在于美国如何对待中国的崛起。未来几年内，美国在战略思想上可能完成一个转变，军事思想和军事技术革命可能会出现突破，其超级大国地位仍将保持，军事上更加强大，对其他大国地缘政治的优势还会扩大和发展。在这一态势下，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单边主义倾向将进一步加强，追求单极霸权的势头会更为强硬。中国未来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都会继续增强，外交上会比在20世纪后半期更加积极进取。两支处于迅速发展的力量将制造出更多合作的机会和必要，同时迎头相撞的可能也越来越大。这中，恐怖主义和国际反恐是其中的一个变数。恐怖主义对美国将是一个长期的和琢磨不定的威胁，它对美国进行新的打击的可能及程度无法预料，对美国外交政策可能造成的冲击程度也无法确定，美国对外政策存在着突发性重大调整的可能性。因此，中美关系的内在矛盾性将是一个长期特征，它将使两国关系长期处于稳定的不稳定状态中，或说是不稳定的稳定状态中。当然与俄罗斯的关系也至关重要，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美关系。或者换句话说，中国、美国、俄罗斯三国扮演着相互制衡的状态。三国力量对比决定了各国之间的联系。而当前美国力量突出，随之而来的就是中俄亲密，这是形势所决定的。目前，中俄关系在中近期可望保持相对稳定，两国已经建立起相当稳定的对话和协商机制，能够将两国关系中存在或可能出现的问题控制在不对两国关系形成结构性破坏的程度。这是一个非常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