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道德的改善需要你我微薄但却尊贵的力量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我们在享受改革带来的福利之时，也存在着许多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和谐的现象，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我为中心”的自私功利等为人所鄙弃的落后道德有了市场，类似拜金女事件、郭美美事件、佛山小悦悦事件等事件不断爆出，刺激着公众的神经。我们在痛心或者谴责之余，整个社会也开始反思，是什么让我们变得如此浮躁不安，竟然把无知无耻拿出来炫耀，又是什么让我们麻木不仁，面对弱小的生命却能无动于衷？难道真应了外国媒体的评论“中国30年来专心致志的经济发展是否只是留下一种道德真空”?这一切虽然不是改革开放本身的错误，但伴随着改革而出现的道德滑坡事件绝非是偶然或者个别事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使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生活节奏加快。在如今这个信息爆炸和竞争激烈的时代，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人们的很多价值观念受到冲击。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我国古代的熟人社会逐渐被当下的陌生人社会所取代。各种悲剧性事件的频繁发生，使人们转而开始关注，新文化新思想的冲击下，我们的精神世界的变化是否也能跟上社会的转型速度？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我国文化发展同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完全适应，突出矛盾和问题的主要表现就有：“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决定》因此指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更为紧迫，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任务繁重。”因此，对于频频发生的道德失范事件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和警醒。也有人将“老人无人扶”等现象的原因归咎于法律的不公。正如，佛山小月月事件发生之后，南京彭宇案的判决再次成为大众攻击和讽刺的对象。民众普遍认为，当施救者屡屡成为被施救者及其家人诬陷的目标，并且还要为此遭受质疑的时候，当最后法律也不能匡扶正义，还以公道的时候，去扶起老人比起采取回避的方式的风险和成本要高得多的情形下，谁还愿意再为此冒险。毕竟，在如今竞争的高压时代，我们每个个体肩上的压力都很大，面对现实，个体进行利益权衡也属人之常情。一言以蔽之，正是整个社会缺乏一种良好的风气，致使“英雄流血又流泪”，“向善”的社会力量遭受到严重的打击，造成民众“想救却不敢救”的心理。中国古代就有“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助人为乐向来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现今也不缺乏道德高尚的感人事迹，这说明我们周围还是有不怕“麻烦”的人存在的，主流社会良心未泯。诚然是有人曾因扶倒地老人被讹诈被冤枉，但是，也不能以此为借口而放弃我们的道德和良知。社会是由个体组成的，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是以个体的道德修养为基础的，全社会道德的提高，其根源就是个人道德修养的提高。任何社会风气的形成，都是从每个个体开始构建的，如果着每个单独的个体在遇到类似事件的时候都能少一点冷漠，多一点关心，那么即使社会风气不能就此得到根本性的扭转，但也会让遗憾和悲剧少一点在目前尚无法要求别人、要求社会都快速改变的情形下，我们可以从自己开始，在碰到类似情况时多一份关心，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这样至少可以避免更多的悲剧发生。每一名公民个体的力量虽然渺小，但却尊贵，这渺小的力量正是构建良好的社会风气所需要的。有学者对见死不救的态度更为强硬，提出应该将道德法律化，让法律来拯救道德，比如将见死不救入罪，对此予以惩罚。但是，立法并不是万能的，并不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而且，一个原本需要依靠公民内心自发自觉的善意行为却只能靠立法强制来予以实现这也是社会整体的悲哀！创造惩恶扬善的制度条件和社会环境，不一定言必及立法。见死不救等行为并不属于法律问题，而只是属于道德层面的问题。况且，用法律来束缚公民的道德行为，扩大公民的义务，要非常慎重，创造惩恶扬善的制度条件和社会环境，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建立一系列的体制机制。如果社会对见义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