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宗族问题与中国法的现代化评田成有【关键词】暂缺【点击次数】1027【阅读次数】0当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推进到农村时，宗族问题就成为必须要面对的一个现实。农村宗族问题集中体现了传统与现代化目标之间的复杂关系。在社会转型时期，宗族存在的合理性与局限性是什么？如何发挥宗族与法律制度供给的对接与转化？如何看待“法外之法”的制衡作用？就成为本文思考的重心和主线。一宗族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我国原始社会的末期。作为一种以血缘为基础的组织和社会团体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一直生生不息。商朝，宗族已有了自己的名号、坟地和葬俗，西周时，宗族得到进一步完善，宗子不但掌管族内婚姻事务，而且对宗族成员有教导权、惩罚权和生杀权；到了宋代，宗族的发展进入了新的时期，修宗谱、建宗祠、立族长、订族规较为盛行和完备。并且从宋之后，宗族习惯法以成文的形式表现出来。明清时期，家法族规和乡规民约得到官方的认可和批准，成为传统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所谓“中国为宗法社会氏族组织，实历三四千年而未变”[1]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律是家法与国法并存的“二元法律结构”。“每有纷争，最初由亲友耆老和解，不服则诉诸各房分祠，不服则诉诸叠绳堂。叠绳堂为一乡最高法庭，不服则讼官矣”[2]总体来看，历代封建国家都或明或暗地承认宗族法规的地位，这种承认有如下几种方式：一是已经为宗族家法惩处者，国家一般不再惩处；二是官府可以直接引用犯者所属家规族法作为对其决定处罚的依据；三是官府直接授权将其犯者责付其家族惩处；四是官府直接批复宣布其家族所制定的家法有效。宗族制，缘于礼，重血缘，建立在固有的民族文化土壤之上，与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有其长期存在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究其原委，在于封建社会对儒家伦理观念的强调贯彻，在于国家对宗族父权的支持，以及在法律上承认宗族组织的合法性等等有关。例如在《大清律例》中就有有关惩治“子孙违反教令”罪的条例，把处死权赋予封建族长，直到解放前，还有家族对“不贞”子女执行死刑的情况；而反过来，儒家学说将“齐家”与“治国”视为一事，宗法与国法相辅为用，族权与政权联合统治，血缘与地缘的牢牢扭结又从根本上强化了宗族的存在及发展。孙中山曾说过“中国人最崇敬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1]著名社会学家韦伯在分析中国社会时，也把中国称作“家族结构式的社会”。自近代以来，传统宗族制度逐渐走向衰落，造成这种趋势的原因主要来自这些因素。西方资本主义的介入，各种革命或改革以新的理想冲撞着旧的传统观念，传统思想受到批判、讨伐，宗族制度与现代法制的冲突，以及地缘、业缘等经济发展在动摇着宗族的基础。在清末，中西法文化开始碰撞与较量，军事、政治的失败，传统固有的东西的也跟着遭殃，否定传统成为主流，宗族的发展自然要受冲击。当清政府着手仿效西方的成文法制颁行《大清民律草案》时，事实上就已埋下了宗族制度瓦解的隐衷。1929年，民国政府颁布民法总则，施行民法债编、物权编、亲属编、继承编，从法律上真正触动了宗法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例如，取消传统宗法制度中所有嫡子、庶子、嗣子的分别，摒除旧法中对子女及配偶继承权的限制，削弱家长的权力等等，这些规定从法律上否定了传统宗族存在的理由。新中国成立后，传统的宗族无论它的组织形式，还是价值标准，更是与社会主义所要达到的目标，与现代法制格格不入。所以，宗族制度受到了抑制，宗族活动失去了应有的合法性。特别是农村经过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剧烈的社会运动和意识---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形态斗争破坏了农村宗族的内部结构和外在生存环境，宗族走入了低潮。但人类社会的某些文化特征具有恒存的联系性，特别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天然的社会关系形态，社会是很难完全剥夺、甚至消灭其生存依据的。八十年代初，我国广大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到户，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的社会关系进入了一个重新调整和组合的新阶段，据笔者从农村实地调查的分析看，农村改革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村地方政府的权力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