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坡民：上台下台，任职辞职——听父亲纪登奎谈往事我父亲纪登奎于1988年7月因突患心脏病去世，已有十几年了。1989年前，我还在外地工作，只是过年过节回北京探亲。父亲下台多年了，工作不忙，空闲时间很多，父亲是个话很多的人，甚至有点太多，这也许不太适合搞政治。不过，这倒使我有机会间间断断地听他谈过不少他在政坛经历的一些往事，尤其是他上台下台、任职辞职前后的情况，印象很深，至今记忆犹新。“九大”会上的一段往事我父亲是在“文革”期间1969年党的“九大”会议后到中央工作的。按一般人的说法，该算是“文革新贵”了。不过他在“文革”中也经历过不少坎坷。“文革”前，父亲只是个地方干部，在河南省委担任书记处候补书记兼省委秘书长。1966年“文革”开始时，省委安排他出任“省委文革”付组长，处在“文化革命”的风口浪尖上，那是个受罪的差事，不分白天黑夜，每天接待川流不息的“革命群众”，还要被揪来揪去，到处作检讨。不过开始时身份还是省委领导成员，在极其混乱的局面中勉强维持着省委的起码工作秩序。到1967年1月，在上海所谓“一月风暴“影响下，省委被“夺权”，父亲也被打倒了，而且被“造反组织”关押起来，音信完全断绝，只有在开大会被批斗的时候，家里人才知道他还活着。这一段时间，有近半年。时常听人说到毛主席发动“文化革命”是为了排除异己，可这个话对我父亲却不适合。“文革”时代，毛主席有句称父亲为“我的老朋友”的话，十分有名，流传很广。不过了解情况的老同志都知道，父亲比主席小整整三十岁，仅从年令看，地地道道只是个晚辈，因此所谓“我的老朋友”的来历，只是从解放初期开始，向主席单独汇报过工作，截止到文革前，听父亲说，有十三次。作为一个基层干部，这算是相当特殊的待遇了。在许多人眼里，父亲是毛主席很喜欢也很器重的干部，是主席的“红人”，可是在“文革”时，主席让领导干部在“大风大浪中游泳”，作为毛主席的“老朋友”，父亲同样呛了个半死，差点丢掉了性命。1967年6—7月，在中央解决河南两派问题的八次汇报会后，他“解放”了，被中央任命为河南“省革筹”副组长，成了“革命领导干部”。1968年春，又担任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69年4月，他出席了党的“九大”会议。不知这是否与毛主席又想起了他这个“老朋友”有关系。1父亲谈起过他在“九大”会上的一件往事：他作为“九大代表”到北京后，“九大”会议主席团派人和他谈话，要他作为“革命干部”的代表作大会发言。父亲说：“我作这个发言不合适。我不是革命干部，只能算是个解放干部。”来人说：“那你认为谁是革命干部呢？”父亲说：“我只是毛主席解放出来的干部。革命干部，大概刘格平、王效禹他们（分别为山西省、山东省的革命委员会主任——编者），人家那些人才应该算吧。”来人说：“你知道吗？是毛主席让我来找你谈话，是毛主席让你代表革命干部作大会发言的。你应该服从。”可是父亲还是拒绝作为“革命干部”的代表作大会发言。来人表示很为难，说：“那我怎么向毛主席汇报呢？”父亲说：“你就把我说的话向毛主席汇报。”来人走后，很快又回来了，说：“我向毛主席汇报过了，主席说，他就是要让你这个‘解放干部’作大会发言。”接着又讲了一番那个时候很流行的“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道理。“九大”的大会发言共9人。周恩来、康生是当时的中央领导人。陈永贵代表农民，王洪文代表工人，尉凤英代表妇女，孙玉国代表解放军。我父亲的发言，在报导的时候，还是“革命干部代表”。在“九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后的“九届一中全会”又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我问父亲，毛主席为什么一定要你发言呢？他说：被关押批斗那一段时间，曾将我“坐飞机”一百多次，这件事毛主席听说了，大概他认为我是他希望的那种能够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的干部。他提拔我，也主要是这个原因。1969年6月，“九大”之后两个月，毛主席和他谈话后，把他从河南调到北京在中央工作。“文革”期间，父亲在中央的党、政、军都有职务，管过不少事情。辞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十年文革，“打倒一切，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