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古代士人的共通教養一、前言中国文化的内涵，博大精深，可由多种角度来考察。但它是以儒教为主体，宜无疑义。所以说中国文化的教养，就是儒教的教养，亦可被承受。只是周边地区在承受中国文化时，衡诸本身之需要，而各有所偏好摄取，甚至呈现独特的开展，都是正常的现象。中国文化传播过程中，各地区影响中国文化的受容与变容的因素可有多方面，但是透过其教育事业的推展，使中国文化要素落实，那么为重要手段之一。东亚在传统时代的教育事业，可分为两方面，一是世俗教育，一是寺院教育。前者主要在于学校教育以及私学教育〔含家庭教育〕等；后者主要在于佛寺的教学活动〔含内外典教学〕，道观虽也有从事教学活动，但其事不如佛寺兴盛，在日、韩、越地区之宗教教学活动，显然以佛寺为主。拙稿以「士人」作为检讨对象，假设涉及宗教的教学活动，那么以从事外典教学为主，其内典教学不在讨论范围。所谓士人，一般是指读书人而言，不拟广义解释为今日所谓的知识人。此处所指的「东亚古代」，泛指十世纪以前的东亚。至于「教养」，通常是由教育入手而获得的修养；但此处亦不拟对教育作广义解，而只由知识教育事业进展讨论。就国家的政策而言，知识教育是以学校教育最具代表性，所以此处先由学校教育的检讨入手。二、学校教育由学校教育的开展方针，可以窥知国家的文化政策，虽然论其实际，学校教育未必掮负教育工作的最大责任。在文化的受容与变容的课题上，学校教材的考察是最好的指标。兹将隋唐中国与新罗、日本的京师学校教材列表如下：[1]国别学馆别员额教材典据隋朝国子学经生140不明，当与唐制类似。隋书卷28太学经生360同上同上四门学经生360同上同上唐朝国子学经生300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每经60人，余经〔尚书、春秋公羊、谷梁、周易〕亦兼习之。孝经、论语皆须兼通。唐六典卷21太学经生500同上同上四门学经生500同上同上新罗国学经生400〔？〕或以礼记、周易、论语、孝经，或以春秋左氏传、毛诗、论语、孝经，或以尚书、论语、孝经、文选，教授之。三国史记卷38日本大学寮经生400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各为一经，孝经、论语皆须兼通。养老学令〔大宝学令注云文癣尔雅亦读〕以上各国京师学校的教材，是反映七、八世纪的现况。[2]由上面的比较中，可知当时东亚的官学生不管选读那一种经典，其?孝经?、?论语?都是必读的教材。诸经典，在唐朝细分为九经，日本采用七经，新罗仍用五经，个别之间，略有增删，但根本上不脱儒家的五经形式。其删减的缘故，是因为?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与?周礼?、?仪礼?，在唐朝选读者较少，日、罗两国乃衡量其国情，酌予减少科目。新罗在三礼方面减去?周礼?、?仪礼?，?春秋?三传方面减去?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日本不减三礼，但?春秋?三传方面亦减去?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日、韩两国为何会有如此改变？此事当与中国实际施行情况有关。唐玄宗开元八(720)年国子司业李元瓘上书，曰：今明经所习，务在出身，咸以礼记文少，人皆竞读。周礼，经邦之轨那么；仪礼，庄敬之楷模；公羊、谷梁，历代崇习。今两监及州县，以独学无友，四经殆绝。〔?通典?卷15〈选举典〉〕这是开元盛世时候的情况，所谓「四经殆绝」的现象，在中国当不始于开元之际，恐怕自隋及唐初以来就已经存在。日、韩遣唐使节团〔含学生、学僧〕到玄宗时期已有屡次来唐，当熟知唐朝施行情况。所以日、韩两国在制定其学制时，乃针对当前中国的情形，衡量本国需要，而删除上述诸经作为教材。惟唐朝在玄宗开元以后，经过学者们不断呼吁上述四经不可偏废，结果似有所改善。所以日本在八世纪末以后，也将公、谷两传列为小经，成为大学寮教材，至此与唐制完全一样。但日本将公、谷两传列入教材，似有阶段性的变迁。〈养老学令〉?集解?引「穴云」：公羊传、谷梁传不载令，与唐已殊也。但于今读，此时临时行事耳。据此，可知日本养老令〔按，养老令公布于757年〕未列公、谷两传为教材。至「穴云」注解养老令时，已「临时行事」，二传成为学校教材。但〈养老学令〉?集解?引延历十七〔7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