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李森科事件”及其教训李森科出生于乌克兰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毕业于基辅农学院后，在一个育种站工作。1929年，李森科的父亲偶然发现在雪地里过冬的小麦种子，在春天播种可以提早在霜降前成熟。李森科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种称为“春化处理”的育种法。李森科夸大自己的发现是解决霜冻威胁的灵丹妙药，为此，乌克兰农业部决定设立专门研究春化作用的部门，并任命李森科负责。技术和理论，需要由实践来检验，而李森科推广这种技术，不是依靠严格的科学实验，却是借助于浮夸和弄虚作假。因此，他受到了正直科学家的批评。出于政治与其他方面的考虑，李森科坚持生物进化中的获得性遗传观念，否定基因的存在性，用拉马克和米丘林的遗传学抵制主流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并把西方遗传学家称为苏维埃人民的敌人。苏联农业科学研究院前任院长瓦维洛夫反对李森科的观点并成为他的头号对手。从1920年代后期开始，李森科借助自己的政治地位，绕开学术借助政治手段把批评者打倒。在全苏第二次集体农庄突击队员代表大会上，李森科用自我否定的检讨，来改头换面地对学术界知识分子进行攻击，这一手段得到了斯大林的首肯，李森科顺利把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1935年，李森科获得乌克兰科学院院士、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士的称号，并当上了敖德萨植物遗传育种研究所所长。李森科的反对者的噩运便开始了，穆勒逃脱了秘密警察的追捕，而瓦维洛夫则于1940年被捕，先是被判极刑，后又改判为20年监禁，1943年因营养不良在监狱中死去。在二战期间，锡马尔豪森、耶弗罗意蒙孙、留比晓夫等苏联生物学家对李森科进行了控诉和批判，认为李森科否定孟德尔遗传学是错误的。但是李森科在“八月会议”上再次得到斯大林的支持，苏联正统的遗传学被取缔了。高等学校禁止讲授摩尔根遗传学；科研机构中停止了一切非李森科主义方向的研究计划；一大批研究机构、实验室被关闭、撤销或改组；有资料说，全苏联有3000多名遗传学家失去了在大学、科研机构中的本职工作，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其后，又有不少人试图揭露李森科及其追随者弄虚作假的事实和不道德的行为，但最终又因政治的干预而以失败告终。直至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李森科主义在苏维埃科学院被投票否决，李森科在苏联生物学界的垄断地位才被打破。李森科主义没有实现苏联人“面包会有的”的理想，反而使他们的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学遭到了不可救药的落伍，苏联失去了两代现代生物学家。从表面上看,整个事件的发生是由于国家权力的滥用所致,实质上这一事件的产生除了由于李森科本人趁机利用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和意识形态状况达到个人目的外,科学家自身立场的摇摆不定和前苏联国内科技管理的纷乱,是李森科事件发生和兴起的根本原因。科学家应当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各抒己见。学术问题更不应被视为为政治问题，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学派；随意给科学设禁区、下禁令；不准自然科学刊物宣传不同的学术观点,不给科学家以交流学术思想的自由……所有这一切都必然会给自然科学的发展带来灾难。通过李森科伪科学事件，我们可以获得以下经验教训。首先，科学家应当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不造假，不浮夸，不恭维。用严格的科学实验去检验技术和理论。不能因为一个人的政治地位和威望而轻信甚至恭维他的不经科学检验的理论。作为一个科学家，自身也应该保持严谨的科学态度和高尚的学术道德，不以谋利而伪造科学理论和观点。其次，要防止政治形势和意识形态对科学的干扰。在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本来没有多大关联，但是如果二者被人为地牵扯在一起，就会导致意识形态对科学的扼杀。科学不能有任何教条主义的色彩，而只能是理性的。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在很多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被用作束缚人的思想的绳索，其社会功能在苏联发生了错位。这时期国家的思想政治环境对于科学的发展是不利的。教条主义、僵化意识、本本主义、理论与生活的脱离等泛滥于一时。学术被贴上了“阶级”的标签，真正的科学被扼杀，真正的科学家被驱出科学的殿堂。真理的标准不是实践，而是权威者关于某一问题的意见。这种情况下，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