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支出结构与代际收入流动实证研究【摘要】目前关于代际收入流动的研究，一般认为子女成年后的经济收入是其禀赋和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函数。论文认为，政府公共支出是除家庭以外的另一种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渠道。以9省（区）农户家庭子女作为分析对象，论文运用三水平面板数据统计模型重点分析了农村公共支出结构对子女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支农支出与服务性支出比例的增加会影响子女收入。结果同时表明，近年来农村地区代际收入虽然呈现出一定继承性，但流动性在缓慢增加。最后，论文建议政府增加公共服务性资源的供给，提供更多的职业培训，从而为农村子女发展创造更多的平等机会。【关键词】代际流动三水平统计模型政府公共支出【】F062.6【】A【】1674-2486(2010)01-0106-13一、问题的提出代际收入流动关注的是父辈收入或社会经济地位与其子女在成年后经济收入之间的关系。更为一般的，我们把它描述为两代人收入之间的联系或影响。两代人之问若存在比较强的代际收入相关性，则意味着比较弱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即父辈收入对子女收入的影响非常大。这种情况实际上是一种“有其父必有其子”(Likefather，likeson)（姚先国、赵丽秋，2006）的“世袭”社会；反之，则表明社会为下一代子女提供了更多的平等竞争机会。代际流动的相关文献暗示我们：在同质禀赋的假设下，对下一代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会增加其未来的经济收入。若这一结论成立，那么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途径就不仅仅局限于家庭。但在目前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只是把家庭投资作为研究的重点，而没有过多地关注政府公共支出对子女收入的影响。达斯(Das，2007)指出父母对子女的投资在代际收人流动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但贫困家庭的父母不仅在“能力方面”比较缺乏，而且也不太“情愿”为子女进行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贫穷在代际间的延续。事实上，许多国家的政府公共支出对贫困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本文暂时不考虑公共支出对家庭投资的挤出效应），而将公共支出变量纳入代际流动分析框架且运用到农村地区进行检验的文献更是凤毛麟角。韩军辉(2010)虽然对农村公共支出与代际收人流动之间的关系做过简单考察，但所使用的公共支出为一加总变量，没有考虑公共支出结构变化。另一方面，韩军辉(2010)所使用的数据为截面数据，忽略了时间效应。一般来说，带有经济性的投资性支出与具有明显社会公益性的服务性支出所发挥的效果存在较大差异，公共支出结构对支出效果有重要影响。我国农村地域广阔，人口众多，且各省（区）历年农业公共支出结构变化不等，省（区）间也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支出结构的变化可能会对各省（区）子女收入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正是基于以上理论假设和事实展开研究的。我们主要运用三水平面板数据统计模型研究我国农村地区农户家庭代际收人流动的变化情况以及这种代际相关性是否受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用到的数据(ChinaHealthandNutritionSurver,CHNS)中，父亲为大多数家庭的户主，故本文中户主与父亲意义相同。二、文献回顾研究代际收人流动的基本模型一般为：该式中InY代表子女持久收入的对数；lnYi代表父辈持久收入的对数；i代表父辈和子女所在的家庭；εi为随机扰动项，并且εi~Ⅳ（0，δ2），p系数为父辈收入与子女收入之间的弹性，而(1-p)就是测量代际流动性大小的指标。若JB系数为0，则父辈对子女的收入完全不“负责”，子女的收入全部由其自然禀赋来决定；若β系数为1，则情况正好相反，这说明子女收入完全依赖其父辈。上式表明，子女在成年后的收入是父辈持久收入与全社会子女平均禀赋的函数。子女禀赋主要包括由生理基因等因素所形成的特征，比如智商、人种等。索伦(Solon，1992)和齐默尔曼（Zimmerman，1992）利用OLS回归方程在仅考虑父辈单独年份收入的情况下对美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进行了较早研究，发现估计结果偏低。沿着索伦和齐默尔曼的思路，马诸姆德（Mazumder，2001）以父辈16年的平均收入对数作为持久收入，最后得出的代际收入弹性为0.6左右。另外，齐默尔曼(1992)利用邓肯量表(DuncanIndex)中的社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