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是东晋开国元勋陶侃的后代。只是到了他这一代，这个家族已经衰落了。他也断断续续做了一阵官，无奈靠山不硬，脾气却分外高傲，玩不来官场中钻营取巧的一套，终于回家乡当隐士去了。《饮酒》诗一组二十首，就是归隐之初写的，大抵表述醉中的乐趣和对人生的感想。本篇是其中最有名的一首。人活在世上，总要找到生命的价值，否则人就会处在焦虑和不安之中。而社会总是有一套公认的价值标准，多数人便以此为安身立命的依据。拿陶渊明的时代来说，权力、地位、名誉，就是主要的价值尺度。但陶渊明通过自己的经历，已经深深地懂得：要得到这一切，必须费尽心机去钻营、去争夺，装腔作势，吹牛拍马，察言观色，翻云覆雨，都是少不了的。在这里没有什么尊严可说。他既然心甘情愿从官场中退出来，就必须对社会公认的价值尺度加以否定，并给自己的生命存在找到新的解释。这诗前四句就是表现一种避世的态度，也就是对权位、名利的否定。开头说，自己的住所虽然建造在人来人往的环境中，却听不到车马的喧闹。所谓“车马喧”是指有地位的人家门庭若市的情景。陶渊明说来也是贵族后代，但他跟那些沉浮于俗世中的人们却没有什么来往，门前冷寂得很。这便有些奇怪，所以下句自问：你怎么能做到这样？而后就归结到这四句的核心——“心远地自偏”。精神上已经对这争名夺利的世界采取疏远、超脱、漠然的态度，所住的地方自然会变得僻静。“心远”是对社会生活轨道的脱离，必然导致与奔逐于这一轨道上的人群的脱离。那么，排斥了社会的价值尺度，人从什么地方建立生存的基点呢？这就牵涉到陶渊明的哲学思想。这种哲学可以叫作“自然哲学”，它一方面强调自耕自食、俭朴寡欲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重视人和自然的统一与和谐。在陶渊明看来，人不仅是在社会、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存在，而且，甚至更重要的是，每一个个体生命作为独立的精神主体，都是面对着整个自然和宇宙而存在的。从本源上说，人的生命是自然的一部分，只是由于人们把自己从自然中分离出来，在虚幻的、毫无真实价值的权位、名利中竞争、追逐不已，生命才充满了一得一失喜忧无常的焦虑与矛盾。因而，完美的生命，只能在归复自然中求得。这些道理，如果直接写在诗里，就变成论文了；真正的诗，是要通过形象来表现的。所以接着四句，作者还是写人物活动和自然景观，而把哲理寄寓在形象之中。诗中写到，自己在庭园中随意地采摘菊花，无意中抬起头来，目光恰与南山（庐山）相会。“悠然见南山”，这“悠然”既是人的清淡而闲适的状态，也是山的静穆而自在的情味，似乎在那一瞬间，有一种共同的旋律从人心和山峰中同时发出，融合成一支轻盈的乐曲。所见的南山，飘绕着一层若有若无的岚气，在夕阳的照耀下，显出不可名状的美，而成群的鸟儿，正结伴向山中飞回。这就是自然的平静与完美，它不会像世俗中的人那样焦虑不安，那样拼命追求生命以外的东西。诗人好像完全融化在自然之中了，生命在那一刻达到了完美的境界。最后二句，是全诗的总结：在这里可以领悟到生命的真谛，可是想要把它说出来，却已经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表达。实际的意思，是说人与自然的和谐，根本上是生命的感受，逻辑的语言不足以表现它的微妙与整体性。陶渊明的诗，大多在字面上写得很浅，好像很容易懂；内蕴却很深，需要反复体会。对于少年人来说，有许多东西恐怕要等生活经历丰富了以后才能真正懂得。陶渊明，字元亮。晚年时更名为潜。谥号靖节。东晋浔阳柴桑人——就是现在的江西九江。曾祖陶侃做过晋朝的大司马，封长沙郡公。祖父、父亲都做过太守。但在陶渊明的少年时代，家族的显赫已经成为历史。有时候日常生活所需也出现危机。陶渊明年轻时徘徊于仕与隐之间。在那个年代，做官是所有文人的入世之道；正所谓学而优则仕。然而看样子陶渊明是不大喜欢做官的。二十九岁那年，他做过江州祭酒的小官，但很快就“不堪吏职”辞职不干了。此后一直在家隐居，直到中年后迫于生计，又一度出门任职。当他在做彭泽令的时候，他因不想“束带”去见督邮，说了句“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然后又辞官归隐了。这一次是真正地归隐田园，再也没有出来做官。从他的事迹可以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