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地区农民工政治信任状况的实证研究摘要：我国农民工的数量极其庞大，广州地区是我国农民工重要的集散地。广州地区农民工的政治信任呈现出三大特点：政治信任的水平与信任客体的层级正相关、政治信任的认知基础比较模糊和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信任度较低。这一状况容易导致广州地区农民工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为此，我们需要采取以下措施来提升其政治信任度：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拓宽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渠道，加强对农民工信任网络的整合，发挥电子媒介的政治传播功能。关键词：农民工；政治信任；广州地区：ｆ３０４．６文献标识码：ａ：１００７－８２０７（２０１２）０３－００６４－０５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１－０８作者简介：唐斌（１９７８—），男，湖北石首人，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政法学院讲师，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基金项目：本文系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二五”规划２０１１年度课题“广州地区农民工政治信任状况的实证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１１ｂ３１；受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科研创新团队项目“中国经济转型背景下的劳动关系与社会保障政策”资助。一、概念界定：政治信任概念是科学研究的前提。在如何界定信任的问题上，大多数信任的研究者都将信任置于风险和期望考量的基础之上，认为信任首先是一种具有风险的心理活动，信任者将自己的利益寄托在被信任者失信的风险中。如科尔曼认为，“信任一词表示做决定时必须充分考虑风险因素……信任意味着委托人把某些资源给予受托人，使受托人利用这些资源为自己谋取利益。”［１］（ｐ９１）查尔斯·蒂利将信任视为一种态度、一种当事人与实践活动的关系，“信任是把利害攸关之事置于他人的失信、失误或失败的风险之中，而信任关系则意味着常规化地承担了这种风险。”［２］（ｐ１５）其次，信任中包含着一定的期望，信任者期待被信任者能够基于被信任者的利益考虑去做或不做一定的行为。卢曼在其著作《信任：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中将信任的功能描述为社会复杂性背景下的一种简化机制，“其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指的是对某人期望的信心。它是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３］（ｐ３）德国洪堡大学政治学教授克劳斯·奥弗则认为，“信任是关于期望他人行为的信念。这一信念是指（某些类型的）其他人将做某些事情或克制做某些事情的可能性。”［４］（ｐ４４）政治信任是信任在政治领域的特殊表现，遵循以上学者的分析路径，本文认为，政治信任是一国公民在一定政治认知和判断的基础上，相信其将自身利益置于该国政治权力机构未来行动之中的期望能够得以实现的一种政治信念。政治信任包含着---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两个维度：一是对政治权力机构能力的信任，即相信该国政治权力机构能够以良好的绩效来回应和满足该国公民的需求，二是对政治权力机构责任感的信任，即相信该国政治权力机构会在能力范围之内尽可能地回应和满足民众的需求。二、研究意义与样本选择美国著名政治学者戴维·伊斯顿在《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一书中将民众对政治系统的支持视为政治系统存续的不可或缺的心理条件，他认为，民众对政治系统的支持按其表现形式可以分为隐性支持与显性支持，隐性支持是显性支持的基础，显性支持是隐形支持的外化，“支持的行为并不是可观察到的外在行动。一个人可以保持一种支持某个人或某个目标的心态。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它叫做内在的行为模式，它是形成某种态度、性情或者是一种以某个人的名义采取行动的能力等方面的心理取向。”［５］（ｐ１８５－１８７）政治信任属于隐性支持的范畴，在一国政治发展中发挥着黏合剂的功能。政治系统若能够赢得民众高水平的信任，政治系统的改革就能够获得较大的空间；相反，若该政治系统中弥漫着民众的猜疑，那么任何细微的改革措施都会被民众视为剥夺其利益的工具而予以拒斥和反对，政治系统必然会在僵化中趋于解体。政治信任的价值自古以来便得到了人们的高度重视，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就曾对政治信任的价值有过深刻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