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回国，严歌苓每天的日程都安排得满满的，根本静不下心来写作。相比之下，遥远的美国、非洲、欧洲，反倒成了清静的写作圣地。这样的生活，让她始终无法摆脱“寄居者”的心态。她很满意这样的状态，觉得“审视和反思一种文化，赏析或批评一种社会状态、生活状态，不被这个社会不断变化的价值观卷进去，最好是拉开距离，身处边缘”（记者/苏洁）“边缘人”严歌苓“她在他身边的停顿结束，慢慢沿着走廊往讲台方向走去。因为走得很慢，双手又捧着书，头发还是那样随意地绾在后脑勺，露出细长的脖子，便使得她背影的线条水落石出。”中国西部某城市的高三教室里，一个17岁少年的眼睛炙热地追随着从他身边走过的班主任。5年前，严歌苓坐在马鞍山某高中教室的最后一排时，无数次在脑海中勾勒过这个场景。勾勒着某高三的女班主任，一个被形容为“雌性怪物，综合着滥情的恋人，无原则的母亲，不负责的姐妹，不懂营养要素、而一味塞糖果的老祖母”的离婚女人和两个90后少年之间的一段畸恋。2008年，当姜文给她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严歌苓还不懂什么数字恋爱密语，也没正经了解过国内的高中生活，跟一帮90后的少男少女更八竿子打不着关系。她还是决定写这个故事，于是老老实实地到中国找到学校“蹲点”。第一个学校是姜文给她找的。学校在北京南河沿，是一所环境优美的庭院式中学。“我母亲很爱读你写的书！”学校教务主任听到“严歌苓”的名字，惊喜之情溢于言表。教务主任特地给严歌苓安排了两个班级的旁听课，精心准备了课程。听了几节课后，严歌苓决定换个地方。“那不是学生和老师最自然的状态，本来想做‘卧底’，结果做不成了。”严歌苓又去北京郊区，到安徽马鞍山，还去了山东泰安。跟学生们一起上课，和班主任及学生座谈，读学生杂志上的作品。“采访是写这篇小说过程中最重要的任务。哩哩啦啦准备了五六年，才觉得敢动手创作这篇小说。”严歌苓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讲课的时候，老师好美！”严歌苓的故事里，杀人者刘畅曾给老师丁佳心发过这样一条短信。对于这段“残酷青春”酿出的惨剧，严歌苓并不打算归咎于某个人。“这个老师并不比我们平常生活中所见的人们更加负面，只不过她不走运，在一个极致关系中，在一种极致环境里，把生、死、爱推到一块，互为因果。”于是，《老师好美》就成了这个故事的名字。在2014年的夏天，和严歌苓一起漂洋过海，“重回”中国读者的视线。从柏林的家飞到北京、上海做宣传，严歌苓读者交流会的屏幕上打着大大的几个字，“亲爱的读者，你们在吗？”读者热情依旧。北京的发布会上，单向街书店仅能容纳百人的空间里，挤进了约500人。拥挤人群中，严歌苓一身黑白长裙，很安静，眼神温柔明亮。尽管有读者质疑女老师和学生用“520”发短信表达爱意显得落伍老套，生于50年代的严歌苓还是卖力追赶着时代的步伐。在《老师好美》的准备过程中，曾坚持用手写创作的她和一些高中生建立了Email联系，保持着“更现代的”沟通方式。这让人联想到严歌苓对自己笔下的女性的形容，“总有一点点迟钝，却有坚持，不服输”。美国的移民故事严歌苓连生活的隙缝里似乎都总是塞满了工作。离开中国后，她开始了短暂的休假，但还是每天花几个小时赶一个电视剧的剧本。“我常常因为面子拉不下来，而签下写作合同，小说如此，剧本更是如此。生活中也常常有这种情况，对自己承诺的事还是很认真的。”采访中，严歌苓对《中国新闻周刊》抱怨，自己的“弱点在于容易承诺”。回到柏林，在应付各种“承诺的事”中，严歌苓开始了的一天时光。柏林市郊的使馆区，咖啡和早餐过后，严歌苓把外交官丈夫劳伦斯送出门上班，送女儿去上学后，从9点开始她关掉手机、开始写作。直到下午4点，作家严歌苓才做回劳伦斯的夫人，化妆、换衣服，接女儿回家，给丈夫作晚餐。“写作对于我来说就是上班，甚至周末也不会停。”严歌苓说，自己最大的快乐来自写小说，“其实我最喜欢的是小说家的生活方式——自由自在地思考、写作，把自己的思考写进自己的小说，这形成了小说家独特的生活方式，我迷的是这种生活。编剧重复性劳动太多，对创作的控制比较少，也不自由，时间跟着导演和剧组的工作进程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