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制进程促进影响首先在阐述观点之前，我们要明确这样一个观点。这里所说的儒家思想强调的是根据儒家重道德的思想特征的徐立志教授提出的将儒家思想的核心概括为道德至上，即“德治”。与人们长期以来，把“三纲五常”看作儒家思想的核心，并由此形成对儒家的基本看法的观点不同。谈及德治，有人担心总是和“人治”联系在一起，进而推及人治的总总弊端和对法治产生的负面效应，最后得出的论断几乎是完全否认了德治的积极作用。在中国儒家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中，“德治”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要求：首先是政府官吏及一切行政人员的遴选、任免、升降级等实际政治生活中，必须将道德因素作为标准之一。。其次，“德治”特别要求政府官员必须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道德身体力行，应到以自己的榜样和模范行动来影响广大的老百姓。再次，儒家的“德治”十分重视道德感、羞耻心在人的心中的作用。只有有了对一切不道德的事情的羞耻之心，才可能使一个人不去犯罪，否则，就是用严刑重罚，也不能从根本上杜绝犯罪的根源。儒学的“德治”中这些合理成分对于营造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和法治人文基础都是有益无害的。人们常常认为一些人犯罪，是由于他们不懂法，要对他们进行普及法律知识的教育，但事实上，我们又看到，更多人的违法犯罪是由于他们自身的道德品质低劣或者是人格上的缺陷。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对法律十分熟悉和精通，而善于钻法律的空子；有些人还是国家干部。如果没有道德教育和道德感化，没有培养他们内心的羞耻之心，要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犯罪的问题世不可能的。而且，国家的一切法治行为，都是有人来进行的，人缺乏道德素养或者道德品质低劣怎么能达到公正无私地执行“法治”的要求呢？更不能谈顺利推进法治建设了。2、德治与法治之间关系即是儒家道德至上与当代法治所推崇的法律至上之间的既互相排斥，又可相通和可调和的关系，以至于二者之间可相互促进。首先，它们都赋予有价值意义的规范以至上的性质。按照儒家的观念，道德不仅是一种规范，而且具有价值意义。道德至上的思想，既包含着对道德作为规范的至上地位的认可，也包含着对道德不同层面的价值意义的推崇。法律至上也大致如此，被赋予至上地位的，并非仅为法律这种形式的规范，也包括法所具有的价值意义。其次，从道德与法的一般关系看，道德更具有原发性和根本性，是法律的和根据之一。通常情况下，同一时空环境中的道德和法在价值层面是一致的。道德至上与法律至上的冲突，主要存在于规范层面，而不在价值深处，在现代条件下，以儒家道德至上的思想基础，接受法律至上的理念，不应十分困难，通过对道德与法律在价值与规范不同层面的重新安放，可以消除二者间的冲突，实现前者向后者的转化。因此，道德至上作为儒家的核心思想，并非绝对不能适应法治时代的要求。4、现代法治的基本含义和要求之一，是法必为善法即法必须符合社会公认的价值与准则。在这个问题上，儒家的倾向与现代法治的要求是一致的。按照儒家的理论道德具有至上的性质，不仅人的行为要以道德为准，法律也必须符合道德，所以孔孟通过赞扬“先王圣人之法”而提倡良法，并把孝悌仁义等作为衡量法之善恶的基本价值标准。儒家人物反对重刑与苛刻，以及主张亲属相为隐等，都显示了他们对良法的追求。他们虽未明确提出恶法非法，但要求法善的倾向是很明显的，比起恶法亦法的主张，更接近现代法治所包涵的法善理念。5、生活在君主专制时代的儒家虽未提出君主权力应置于法律制约之下的主张，但却从另一角度否定了最高权力的绝对性。在儒家心目中，道德是适用于君主和臣民的普遍的价值标准，所有人都应该遵守，只是身份不同，具体的道德要求不同而已。在君臣、君民关系上，儒家强调相互间的对应性，孔子提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并认为君主欲使民恭敬、忠勤，自己必须庄重、孝慈、“举善而教不能”。孟子他所阐释的“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也体现了对君权至上的否定。在他们看来，君主的权力并非绝对，若君主无道，在一定条件下本文：网络收集与整理，如有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