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中国古代逻辑学的缺陷浅议中国古代逻辑学的缺陷中国古代逻辑学体系，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被完全地建立起来。尽管它拥有一个非常宏伟的纲领。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古代逻辑学的发展缺乏语法和语义之间关系的研究。首先，尽管《墨经·小取》中有“以名举实，以辞抒义，以说出故”一语，似乎对名、辞、说进行了区分，但是“辞”这个概念的外延却不是语句，而是推理。对于“辞”的外延，《小取》中有这样的一段陈述：……是故辟、牟、援、推之辞，行而异，转而危，远而失，流离其本，则不可不审也，不可常用也。可见，“辟”、“侔”、“援”、“推”四种推理方式都是辞。而之后的“以说出故”，则是《墨经》中出现的一种特殊体裁，目的是给论证一个比较严格的规范，区分出一个论证中何为其然，何为其所以然。虽然这样的规定是一种人工规范的语法，但是这种规范对于探讨逻辑学本身的规律没有实际意义。我们知道，传统的词项逻辑的推理的有效性取决于推理形式的有效性，而推理形式的有效性又取决于推理形式中的命题形式的逻辑性质，而命题形式的逻辑性质则取决于构成它的主项、谓项、联项、量项的逻辑性质。我们之所以可以依循着这个架构对推理的有效性进行由翻至简的还原，就是因为掌握了推理、命题和词项所对应的语言载体——论证、语句和词语——相互之间的层级结构关系。甚至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实体也是通过语法间接确定的，他把那些命题中被属性谓述而不在其他命题中起谓述作用的词项划作第一实体，并且由此开启了实体论的形而上学。在先秦时代，我们看不到这种依循语法规律还原逻辑规律的方法。这就使得我们很难搞清名和辞之间的关系。以至于在很长时间内，中国的名辩学都不得不借助辩论的形式，而不是语言的形式。在《小取》中，甚至开宗明义地讲到：“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异同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莫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辩就是逻辑的代名词。而在西方，Logic这个词的词源是Language，也即语言这种更普遍的形式。另外一方面，中国古代着重探讨的“名”的形式也非常含混不清。当然，我们可以说“名”大体上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概念。墨家曾经将“名”归类为“达名”、“类名”和“私名”，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单独概念、普遍概念和范畴。但是，中国的传统逻辑还没有办法对概念进行限制和概括。因为它们无法把短语的构造和概念内涵的增减相联系，这也是一种语法支撑的缺失。比如说，我们可以说：星期四早上摆在小李窗前的红色的盆栽月季花（A）；我们对它进行概括后，可以得到一个普遍概念：红色的盆栽月季花（B）。我们说，后者比前者有更少的内涵和更多的外延，这种转变是通过合成词中语素的减少而达到的。由于外延之---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间的包含关系，我们可以说A是B，但不能随便说B是A。同样是分析合成词所对应的概念，在公孙龙对于白马非马这一命题的分析中，主张“马”是“命形”的，而“白”是命色的。白不能命名马，则白马也不能命名马。然而，客难指出“合马与白，复名白马”。“白马”在这里也是一个名，说“白命色”而“白马非马”，是把“白马”这个名当成了“白”、“马”两个不相干的名，是“相与以不相与为名”的错误。公孙龙的反驳是，即便这个“复名”存在，它的意义也不足以做出“有白马不可谓无马”这个断言，当我们说“有白马不可谓无马”的时候，实际上偷偷忽略掉了“白”，而直接说马罢了。“以‘有白马不可谓无马’者，离白之谓也。”然而若按照种理解，“有白马不可谓无马”这个句子实际上就是一个病句，因为里面插入了一个没有意义的词。当然，公孙龙似乎也看到了“白马”这一复名必须给予解释，他说：“白马者，言白定所白也。”概念“白”在这个合成的概念里就是限定了“所白”，也即“马”这个概念，似乎承认了“白”对“马”有概念的限制作用。但是，他反过来又说：“定所白者非白也。”也即，马不是白。这样，即便白限定了马，由于马不是白，那么“白马”的意义仍然不蕴含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先秦诸子在探讨命题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