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光与曙光——从明代宗教意识看中国近代文明的发端[内容提要]中国传统宗教意识中的盲从心态不利于近代文明的萌生。明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了士大夫固有宗教观的强烈松解，并进而影响到官方宗教政策和民间宗教意识，神的地位逐渐下降，对现实人生的关注日益增强，从而提供了西学传入的契机。因此，中国的近代文明首先是内生的。西学的传入，又推动了近代文明前进的步伐，在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下，灵光渐隐，曙光初现。[关键词]明代宗教意识近代文明发端导言明代是一个“天崩地解”（黄宗羲语）的时代。中国封建社会的庙堂，历经两千多年的苦心营建，已是“将圮而未圮”“其外窿然，丹青赭垩，未易其旧，而中则蠹矣。”[1]明代士子们已逐渐认识到了对传统意识进行深刻反思的必要性。商品经济的发展如潮水般冲击着封建思想和文化的藩篱，又为士子们进行这样的批判和反思提供了良好的氛围。明代尤其是晚明思想界由是发生了天崩地坼的裂变。明代思想界的裂变，确为中国社会带来了一股不同于两千多年封建文化的新鲜气息，这一点，几为学界所公认。但问题是：随着八旗的铁蹄踏入中原，明代启蒙文化也仿佛夭折于摇篮之中，士子们在封建社会的一潭死水里投下的这颗石子，于近代文化，似无半点声息。以至于近代凡称新学者，必称西学；明代后期的西学东渐，似亦成了中国近代文明发端之所在。社会意识是有其历史继承性的。每一民族的文化，必有其内在的源流。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东方古国而言，没有庞大的封建帝国在思想意识上的变动，没有中国近代文明的内在萌芽，带着浓烈异域色彩的“西学”，要凭借一些耶稣会士来传入这片对他们而言无比神秘的土地，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既然我们以为，把中国近代文明看成是完全“外铄”的意识形态，看成是完全没有民族根基的“海外奇谈”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探寻中国近代文明的源头也就更见其必要性。就世界范围内的近代化潮流而言，欧洲的近代化尤其是思想文化的近代化，是以文艺复兴为标志的。站在中世纪和新世纪门槛上的思想家们，把矛头指向宗教，引领欧洲大陆由神界走向人界。而在中国，宗教虽从未取得过如西欧基督教般超越世俗政权的崇高地位，但也同样在近代化的曙光到来之际经历了不同于前代的演变。研究这种演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折射出中国近代文明在它的母体中孕育生长的过程。一、“跼高天，嵴厚地”——明以前中国传统社会宗教意识简述既然我们提出，明代宗教意识的演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近代文明发端的过程，因而首要的任务便是对朱明立国之前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教意识做一简单的回顾。学界一般认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一种宽容、散漫的宗教—文化---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意识，因而，宗教对国民性格和社会生活所起的作用被淡化，甚至消弥于无形。笔者以为，中国人确未曾陷入过全民族的宗教迷狂，但有明以前，就在这种外似宽容散漫的高天厚地之中，中国人对于宗教实际上采取了履冰临渊般的谨慎态度：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半步。以下，我们从官方宗教政策、士大夫宗教观和民间宗教信仰三个方面对这一观点做简要论证。（一）在官方宗教政策上，缺乏对各种宗教信仰的有效整合。它的直接表征是佛教、道教和各种民间信仰在明以前的并行和统治者扶植之下的发展。我们习惯于将佛教顺利地扎根于中土和道教神仙谱系的日益丰富归因于中国人宗教意识的宽容与散漫，而忽视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要寻求神本世界向人本世界的复归、盲从向理性的复归，对宗教进行一定的整合（我们将在下文看到明代是如何进行这种整合的）是十分必要的，宗教改革在西欧近代化进程中的巨大推动作用就是一个绝好的例证。（二）关于士大夫宗教观。在探讨中国传统社会的士大夫宗教观以前，我们需要先对中国传统社会士大夫的地位做一界定。黄仁宇先生在他的《中国大历史》一书中指出：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统治阶层首先制定具体而微的计划，然后推之于庶民。谁是这种计划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呢？是封建士大夫。所谓士大夫阶层，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主要指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