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自然灾害吃不饱的相关解放后，父亲因在大成纱厂业绩卓然而选中为常州市人大代表，当党组织派人鼓动他入党时，他亦恳切地表示，因年事已高，不能为党做多少事了，不能成为党的累赘。介绍人结果留给父亲一句话：“党组织的大门是永远向你打开的……”1964年春节，郊游，我坐最前排从这张统计表看，在全体的开支里，子女教导费始终是开支的大头，最高的2月份，高达97元。1964年，我上二年级，我们家共有五个孩子上学：一个大学生，两个中学生，两个小学生，2月是开学的月份，交学杂费应是大头。文具书报在3月和6月最高，想必是每个季度的报刊订阅占了大头。一般来说报纸起码订两份，《解放日报》、《文汇报》或《光明日报》；孩子们每个年龄段的杂志：《中国青年》、《少年文艺》、《儿童时代》断定少不了。平日我们要买什么书，印象里从来没有被大人拒过。晚饭后我们还会到隔壁小书摊花上一毛钱租来一大堆连环画，晚上大家围坐灯下，做完作业后各取所需，其乐融融。貌似也从来没有被父母批评过不务正业。开心的幼年我是在父亲58岁那年出世的。我两岁时，父亲退休了，我的童年就在慈父的亲力亲为下幸福地开头了。我的9个哥哥姐姐一向羡慕我的待遇，我的幼儿园生涯短短半年，就因出麻疹而告终。母亲操持家务，父亲为了减轻她的压力，总把最小的女儿尽量带在身边，他上哪，我上哪，把我宠得什么似的。父亲从小热爱运动，体质特好。所以只要外出，父亲从来就不让我走路，身子往下一蹲，我两条腿纯熟地往他肩上一搭就启程了。父亲扛着我走过多少城市多少地儿，以至于我从来觉得自己小时候的视野也是很开阔的，坐得高看得远么这样的“肩上行”一向持续到我小学一年级春假，在杭州爬玉皇山时，父亲还要扛我，我已知耻，不容许，父亲扛了一段只得作罢。这样的宠法怪不得有亲戚在背后说：“这个小囡要宠坏了。”幸亏，我还算争气，没给父母脸上抹黑。1940年，父亲任职于徐永祚会计师事务所时携家人所摄，当时我们家的大多数孩子尚未出世父亲进大成纱厂后，先在上海的办事处上班，后来到常州总部。起初，父亲每周穿梭于沪常，周六下班后坐火车回上海家中已是半夜，周一坐早班火车去常州上班，煞是辛苦。于是，一段时间后，父母亲抉择合家去常州共同生活。我就成了我家唯一降生在常州的孩子。那是一段分外开心的日子。解放初期，学识分子待遇优厚，大成公司的高级职员工作日由公司供餐，每餐开设两桌精致饭菜，到了周末那些家在上海的同事（除我家，其余人的家眷都留在上海）如不回家，就来我家“蹭饭”。常州地处水乡，河虾更加多，又崭新又低廉，炒虾仁便成了餐桌上的常菜。哥哥姐姐们挑自己热爱的叔叔伯伯认“过房爷”（干爹），还要比谁的“过房爷”最神气，黄伯伯、闵伯伯、陆伯伯……我尚在襁褓之中，就没有我啥事体了。所以，每逢周末，哥哥姐姐们会在大门口恭候，“过房爷”来了，大家欢声笑语喧嚷一片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段时间。父亲要退休了，好挚友推心置腹地和他谈了谈，“以后退休了，你的收入要少一半，要学会俭朴度日。”“饥饿”的回忆1958年，我与哥哥姐姐我四岁那年，所谓的“三年自然苦难”开头了。明明我们家一向是母亲下厨，却也提了满满一篮子的搪瓷缸去食堂蒸中午的饭（晚上吃母亲煮的粥）。至今我领会地记得我的那个带盖小搪瓷缸的花纹。食堂就在我去幼儿园的半路上，我最爱看量米的场景，工作人员按照母亲报的量，用大小不一的罐子从桶里勺出米，再用一根尺子般的竹片在罐口上刮一下。小小的我可以看到竹片的另一面有弧度，当它刮过罐口时，里面的米凹了进去。一次我对母亲说：“姆妈，叔叔的尺下面鼓出来的。”那人还瞪了我一眼。母亲给我的量是4两（16两制），午饭时，她会把4两饭划成两份，让我先吃一份，另一份当下午点心吃。以前，午饭后，母亲往往会往烧水壶里放进一个鸡蛋，水开了，就把蛋取出来给我当下午的点心。当时，父亲买了书场的月票，每天下午我会跟着父亲去书场听书，位子总在第一排中间。记得一部《牡丹亭》一说就要一个月。某天听小姐下楼捡个什么东西的一回，小姐的心理活动，小姐的容貌动作，说书人模仿得惟妙惟肖，可一个下午听下来，这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