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十大谣言之八路军大规模种鸦片【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艰苦抗战，中国终于取得胜利。然而这一段岁月中的人与事，却在后人的转述中逐步走样。在日本投降69周年之际，观察者网特地推出“抗战十大谣言”系列，以正视听。之前已刊发《抗日战争十大谣言之“名将”张灵甫》、《抗日战争十大谣言之孙立人活埋日军》、《抗战十大谣言：起底“钓鱼帖”》与《抗战十大谣言之委员长卫队》。】在中国近代史上，鸦片是个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伤疤。它坑害了数以亿计的中国人，由此引发的战争也改变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走向。所以在今天，绝大多数心智正常、遵纪守法的中国人在提到鸦片为代表的毒品时，必然会露出憎恶的表情，随后予以十万分的谴责。但借助于日益发达的网络平台，原来只是学术圈内流传的中共和八路军成建制成规模种植、贩卖、鼓励吸食鸦片的说法，迅速在民间传播开来。一些历史知识不怎么丰富的读者看过类似传言之后，内心那种愤怒情绪自然是可以理解，但历史果然如此？传言的由来关于共产党、八路军种植、贩卖鸦片的说法，最早在抗战期间就已出现。当时日伪为包装其“禁毒成绩”，经常组织人员上演“共党贩毒”的闹剧，随后在其御用汉奸媒体上刊登某地“查封鸦片X两，活捉共党X人”的消息。但这些报道在抗战的多数时间内，并未引起当时舆论和后世学术界的太多注意。此外，最近几年的中文互联网上也出现了非常多所谓的“老干部”、“老红军”、“我爷爷”、“我太爷爷”、“我二大爷”之类人，“亲眼看到”共产党八路军在各地大规模种植贩卖鸦片的“证言”。但这些“证言”几乎都没有确切的时间、地点、人物等的信息，也几乎没有可以予以佐证的其他客观证据，所以此类“证言”对于有意考证历史问题的人来说，是不可采信的。以下几个“版本”的说法，真正让“八路军大规模种卖鸦片”之说成为值得讨论的话题：首先就是共产国际驻中共区联络员和苏军情报部情报员彼得·巴菲洛维奇·弗拉基米洛夫的大作《延安日记》。在该书中，弗拉基米诺夫说他不但在30年代就亲眼见到了八路军359旅在南泥湾收获鸦片，而且中共和八路军种、贩鸦片还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共高级领导人的亲口承认。由于弗拉基米洛夫的特殊身份，这本《延安日记》出版后立刻引发境外学术界的轰动。第二个说法来自《谢觉哉日记》。在他1944年的日记中，有几天这样写道：“就是特货一项得的法币占政府收入……尽够支用。……而不知他的责任是在推销黑白二物以弥补财政上赤字。”（1944年1月18日）“在座谈会上听到的趣语：……‘特货多边币少，将来不得了’”（1944年3月12日）“领导机关发动一件事，必须十分考虑周到，常常一小步差错，在群众中可闹出大乱子。‘特货内销’即其一例。”（1944.3.14）细心的读者都注意到这几段日记中都提到了一个叫“特货”的词语，据说这个“特货”就是鸦片。第三个说法，来自于据说是1945年7月八路军公布实行的《淮太西县烟土税征收与管理暂行办法》文件。这份文件如今在网上随处可见，因此文件在此从略。第四个说法来自于某位大陆“著名学者”的考证：毛泽东著名文章《为人民服务》中表扬“死得重于泰山”的八路军战士张思德，其实死于烧制鸦片过程。这一说法在网络上也广为流传。鸦片不只是毒品笔者先不急于分析上述这些说法，因为了解鸦片在抗战前中国的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作用是非常必要的。众所周知，鸦片的终端售价相当高，体积也不大，重量也非常轻。在金融体系混乱的旧中国，鸦片就与黄金、银洋、英镑美元一道，成为当时中国的主要流通硬通货，被并称为“黄、白、黑、绿”。考虑到数量规模和检验难易的问题，鸦片就这样力压最贵重的黄金、银洋和外币，成为抗战前中国性价比和流通性最高的通货。另外，在尚未实现工业化的旧中国，药品本来就是一种稀缺物资。有时军医需要做手术，却经常发现除了烟土外没有任何麻醉品。此时具备一定麻醉、止泻作用的鸦片，在某些时候确实可以起到药物的作用。虽然鸦片由境外传入中国，但在19世纪中期以后，为了缓解白银外流的情况，清政府和地方政府开始鼓励罂粟种植。到了抗战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毒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