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农村现行改革的制度问题论文类似的口号在20世纪30年代就被当时的国民政府提出过，然而占据乡村权威治理空间的乡村士绅体系、占据乡村行政管理空间的保甲制度、传统的宗族力量和残缺的农民土地所有权制度、政府包办式农民合作运动等，都不足以支撑国民政府实现新农村建设的看似宏大的构想。现在，全国都在“新农村建设”的口号下积极解决三农问题。“新农村建设”确实是一个好口号。农村改革的制度智慧：制度变迁是一场自由主体缔约的过程一项涉及到农村最根本产权制度的变革，经历5年而终于完全被国家合法化。但是这项制度最终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实际上是在2002年，也就是改革开放实行近25年之后。2002年，全国人大通过《农地承包法》，确立农户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法律地位。按照这部法律，全部农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都长期承包给农户；“集体”仍是农地在法律上的所有者，但其全部经济职能就是到期把所有农地发包给农民。农民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一系列权利，这些清晰界定且长期具有法律效力的产权束给农民一种长久的激励，使他们愿意在土地上长久投入各种生产要素。因此，改革是一组新的契约取代旧的契约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重新缔约过程，但缔约的前提是缔约者的自由选择权。我国农村改革30年的主要经验，就是尊重微观行为主体的自主选择。改革成功推进的过程，就是不断赋予农民各种合法权利的过程。当农民有了自由选择权的时候，此时的缔约才真正可以称得上是公平、正义的缔约，缔约的合法性才存在。1962年7月7日，邓小平在接见出席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的全---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体与会者时说：现在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如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到田、五统一等等。以各种形式包产到户的恐怕不只是百分之二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应该是百家争鸣，大家出主意，最后找出个办法来。合作社之路：从分散的小农到组织化的“大农民”我国的合作社运动，最早是一批知识分子从欧洲和日本等地将合作社的制度移植到中国来，在中国农村不遗余力地推广合作社。但是，由于合作社制度是简单地由外国引进，因此就不可避免地遇到水土不服的问题，20世纪2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们能办好而且能够长久持续的合作社寥若晨星。第四阶段，1980年代之后，农民合作社出现崭新态势，合作社在农民自愿、自发的前提下，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到现在，我国农村的合作社组织有15万家左右。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我深切地感受到，农民合作社有旺盛的生命力，也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因此，合作社的成功，取决于三个因素：第一条，就是合作社一定要实现“自由人的自由联合”。这是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的重要标准。合作社也是如此。惟有实现“自由人的自由联合”，惟有赋予每一个合作社社员自愿加入和自愿退出的权利，合作社才会有效率，也才会有持久的成功。如果剥夺了合作社社员的退出权，合作社社员不是自愿加入也不是自由退出，那么合作社就失去生命力。第二条，合作社的成功必须依赖于一定的生产力条件。在一定的生产力条件下，农民会自发产生合作的需求，借以改善自己的生---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产条件和市场环境。但一定不是拔苗助长式地不顾客观的生产力条件而硬性推行合作制度。超越生产力条件，不尊重农民的自发需求和自主意愿，其结果只能是与初衷背道而驰。历史上的教训不可不汲取。第三条，合作社的成功必须有赖于农民内在的合作精神的发扬。很多办合作社的朋友对我说，农民素质低，难以搞好合作社。我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实际上，不是农民的素质问题，而是农民对历史上的那种合作社心有余悸，因此对建立合作社抱有警戒心理和误解。他们担心加入合作社后会失去自由，担心合作社这种制度会剥夺他们的一些权利。农民的观望和怀疑是有道理的，这说明农民是一个高度理性的群体，他们的保守，是现有资源约束条件下和抗风险能力条件下的一种理性选择。政府、媒体、学术界的使命，就是要向农民介绍正确的合作社理念，让这种理念逐步深入人心，发挥他们伟大的合作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