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主义与传统伦理规训下的性别话语[摘要]女权主义电影批评是在性别话语场域内对影视中的性别话语进行肃清规整。作为性别意识的外显，性别话语在中国并没有形成自成一体的现代性话语。但是，中国百年的影视文化却与政治、经济等共同致力于营造社会和文化语境，并在近年来形成了具有独特魅力的女性形象。影片《斗牛》的女性话语叙述呈现出受消费主义与传统伦理规训的影响，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男性中心主义意识之中，由此可见第六代导演女性意识的后倾与倒退趋势，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社会内涵。[关键词]《斗牛》；第六代导演；女权主义电影批评；性别话语；女性意识一、新时期女性影像女权主义的影像表征是围绕着性别话语而铺陈展开的。性别话语，作为性别意识的外显，在中国并没有形成独立的自成一体的现代性话语，建构我们性别的话语资源大致分四种：一是以“五四”为代表继承西方启蒙主义思想，追求个性独立、自由民主的人文主义性别话语；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的追求进步、解放、平等的阶级性别话语；三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重视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的传统性别伦理话语；四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消费主义性别话语。[1]女权主义电影批评作为女权理论中的一个分支，其目的在于瓦解影视文本中对女性创造的压制和银幕上对女性形象的剥夺，解构影视文本里深藏的反女性本质，用女权主义的批评策略“消解男性中心文化，寻求个人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空间”[2]。中国百年的影视文化，与政治、经济共同致力于营造社会和文化语境。性别文化作为影视文化不可缺失之一环，在新时期也呈现出蔚为大观的场面。伴随着人性解放、自由平等叙事话语的推展，“女性主义批评在文化语境中的渗透改变了而且正在改变人们从前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使传统的性别角色定型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3]。然而，进入新世纪，即使是在倡导两性平等的多元文化社会，影视中的女性形象也最为鲜明地受制于体制、市民社会和市场消费话语制约。政治体制对影视女性话语的制约体现在以宏大叙事遮蔽女性在场；市民社会对其制约大致反映在夫荣妻贵、三从四德等传统伦理纲纪对女性从身体至精神的全面压制；市场消费的制约表现为女性是男性凝视、消费的欲望客体。20世纪90年代伊始，第六代导演创作出的女性形象，受后两者的话语制约较为深刻。一些反映或涉及国家理念、民族气节的影片当中，在民族解放和传统伦理性别话语的影响下，作为弱势群体和亚文化形态的女性，往往面临着被边缘化和他者化的处境，女性话语在被规训后凸显出喑哑、沉默甚至失语的状态；在解读女性形象时也出现了大量误解、刻意扭曲和完全变形等叙事或描写。因此，有人把近年来影视中的女性形象类别作了一个概括，认为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拖后腿型”：锐意进取的丈夫或男友身边，总有一个不理解他的妻子或女友，此类形象为善解人意的情人“开道”；二是“醋坛子型”；三是“第三者型”：此类形象已经普遍被塑造成为令人同情乃至仰慕的对象；四是“童养媳型”：一些职业女性好像童养媳一般，被丈夫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还要随时准备奉上景仰的一脸天真和激动的满眼泪水；五是“祥林嫂型”：如影片《漂亮妈妈》中的孙丽英；六是“花瓶儿型”：大多是警匪剧中点缀男性世界的角色，被怜惜的对象；七是“战利品型”，如反映军事医学科学进步历程的《追日》中的乔喜珍，是她的丈夫与“情敌”争斗获胜而得来的足以证明自己身份和力量的“战利品”。《追日》中的首长干脆告诉他的部下：找到对象，就像打了一个大胜仗！[4]这一类型化的女性形象，折射出新时期女性底层和边缘的社会地位，甚至她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男性由生理到心理成熟的一个刻不容缓的“仪式”。那么，女权主义影视批评对新时期以来存在于影视话语场内的性别话语所进行的揭露与规整，无疑将极具社会价值和时代意义。二、《斗牛》的性别话语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发行的《斗牛》（管虎，2009）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为我们提供视察性别话语的一个典型范本。《斗牛》讲述了发生在沂蒙山区马牧池村，一头奶牛和一个鳏夫牛二（黄渤饰演）在抗战年代相濡以沫的故事。故事很简单，八路军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