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毕飞宇为个案试论新时期作家对鲁迅“国民性问题”的继承摘要：“国民性问题”作为鲁迅一生致力的事业最终转变为了改造国民劣根性的具体命题，新时期作家继承并开拓着这一命题，当代作家毕飞宇的创作便是这种传统的代表。他以文革和消费时代为历史背景的作品无论是暴露国民劣根性还是批判性的审视都是对鲁迅改造国民性的很好继承。不同的是这种批判再也没有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作家的立场也变得温情和暧昧了，传统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在新时期作家的笔下悄然地发生着质变。关键词：鲁迅；国民性问题；新时期作家；毕飞宇文章编号：978—7—80712—971—4(2012)01—049—02“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这三个问题作为鲁迅先生关于国民性思考最核心最原初的命题，本身孕含着“国民性问题”的开放性和自足性。从“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到“中国国民的病根何在”，它表明了鲁迅先生从致力于追寻“理想的人性”这个伟大的人类命题到改造中国国民劣根性的自我转变。尽管鲁迅一开始在国民性问题上展开了十分宏大的蓝图，也有着一套系统的理论，但是最终国民性问题还是回归到了揭露和改造中国国民劣根性的实处。鲁迅早期改造国民性的思考是充满着知识分子浓烈的精英意识和英雄般的自我崇拜情结的，他渴望如拜伦般“精神界之战士”能横空出世。但是现实的残酷和国人的死寂决定了鲁迅只能是一个孤独的呐喊者，他只有将一片炽热之心投诸笔端，用他的作品来和封建文化战斗，也用来解剖、改造、重铸国民灵魂。---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国民性是一个民族的绝大多数人在思想，情操及行为上所表现出来的某种大概固定形态，鲁迅几乎把“国民性”与“民族性”、“民族劣根性”、“人性”概念混淆使用，他的国民性研究不仅是国民群体人格的研究，也关涉到个人特性的人格特征及人的类本质的特征研究。新时期作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继承着他所开拓的这一命题，却又没有拘泥于鲁迅对这一命题的理解。毕竟新时期的社会环境决定了文学环境的巨大改变，文学不再肩负着像鲁迅那个时代的众多社会使命，文学逐渐退位于社会文化的边缘。新时期作家不再以精神战士、社会精英的地位自居，虽然一些作家还在坚持以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来创作，坚持着洞察社会和审视人心，但他们批判的锋芒已经变得越来越隐晦，态度也越来越温情了。他们虽然也继承了鲁迅对国民性的思考，但却也选择了与鲁迅截然不同的思考方式。毕飞宇的创作也许能更好地为我们证明当代知识分子既坚守现实主义批判传统的社会责任感又在创作中不断创新的这一特点。一、脉脉温情的文革批判当代作家毕飞宇显然与鲁迅处于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作家与鲁迅有着较为不同的求学背景和知识构成。毕飞宇生于1964年，文革到了这一代作家这里己经变成了童年记忆，从小跟着被划为右派的父母生活在农村的他深深地体会到了政治环境的险恶对人性的压抑。他的父亲因为被打为右派变得不苟言笑，父子关系经常紧张到连一句话都不说。这样深刻的童年记忆使得毕飞宇在创作中经常把文革当作历史背景，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下审视人性。较为知名的代表作《玉米》、《平原》、《地球上的王家庄》等都是以文革为背景的农村生活的再现，但这里的文革已经不---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是作为显性历史条件来突出强调了，而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完全融合的缓慢叙事。作品中人物的日常对话都带着浓厚的政治色彩，对权利的崇拜和敬畏更是无处不在。与鲁迅之于未庄相类似，毕飞宇也营造了一个“有意味的世界”一-“王家庄”，以此作为他宏伟叙事的背景，展开了特定吋代的人文版图。与鲁迅笔下刻画出的麻木口私的国民灵魂一样，毕飞宇也塑造了一些愚昧无知的村民。《玉米》中表现出农民对权利的敬畏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最典型的莫过于村支书王连方的滥施淫威。虽然只是小小的一村之长，却活像这个村子的土皇帝，因此得以睡遍村子里老中青三代妇女。虽然最终因为破坏军婚被革去了职务，但是他觉得这辈子也值得了。对于这样一种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