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喜所天津文化先进性的历史评说一般情况下，决定文化先进性的基本要素，是在特定的文化生态制约下，所衍生、累积的原生文化和再生文化，以及核心文化所具有的持久的冲击力。天津作为典型的河、海交融的水文化，原生文化远离封建性，再生文化融会现代性，而且人文积淀深厚、科学理念富有，各种文化设施居全国前列，其文化的先进性，在晚清和民国已经奠定。水文化的优越催生了天津原生文化的先进世界文明进程可分为大陆文化和海洋文化。诚然，天津和我国整体一致，并不属于海洋文化的范畴。但天津依水而生，与奠定中华文化根基的中原文化所依托的大陆生态有很大的不同。根据考古和相关文献资料，战国时期我们的先民就在天津这块土地上临海而居，休养生息。西汉时期发生了罕见的海啸，天津几成泽国，一片荒凉。后来，随着唐宋元明历朝的繁衍，以直沽为起点的村落逐步增多，尤其是海河水系的形成，将北运河、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与滔滔渤海沟通，帆樯之便，鱼盐之利，“鱼米之乡”的江南美景渐渐涌现，水文化的优势开始显现。由此可见，海河作为“母亲河”，在天津文化的生成过程中是极其重要的一块基石。通过海河，天津的生态环境具有了鲜明的特色：即河海相通，村落聚集点与广阔的内陆腹地以及浩瀚的大海紧密承接为一体。这无疑拓展了天津人的生存空间，丰富了生存资源。天津作为“九河下梢”，聚集了海河水系丰富的物产；天津人作为“渤海之民”，承载了取之不尽的海洋资源。河海之水的累聚，演变为异于中原的水文化生态，催生了天津独有的文化。水文化的优势，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释放，依附生产力的提高而走强。唐宋时期，虽然大运河已经开通，将海河水系与黄河水系、长江水系打通，但由于文化中心一直在中原，天津的重要性并不被关注，除了唐太宗李世民为东征曾在直沽留下足迹外，并未出现过值得书写的大事。元朝定都北京后，需要南粮北运，天津变成重要的海上通道和运河码头，河海一体的优势开始发挥。海运、河运成本低，运输能力强，但风险大。为乞求平安，护航女神妈祖落户天津，香火旺盛。每当妈祖节，津城万人空巷，鼓乐喧天，各种娱乐频繁登场，成为天津最吸引民众的一种文化习俗。众所周知，妈祖是东南沿海和台湾等地水乡民众信仰的水神，北方极少奉祀，唯独天津人崇拜之至。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天津水文化的特性。进入明代，由于燕王朱棣北伐曾在天津屯垦，一些部队留津为民，天津得到较大扩展。据说，“天津”这个名字还是朱棣所赐。此后，随着朱棣在北京称帝，天津作为南北沟通的经济要冲，更加重要。史书记述那时的天津“地当九河要津，路通七省舟车”。于是，明朝于1404年设天津卫，清朝又于1725年升天津州，后又改天津府。明清时期，天津依靠水的优势，通过运输业和盐业两大经济支柱，商业、贸易、餐饮、旅馆等服务业以及手工业、文化艺术等都有较快发展，并对华北、东北乃至西北有一定的经济辐射作用。南来北往的众多商人纷纷聚集海河两岸，移民大批涌入。天津商业都市的格局初步形成，“天津人”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进入世界文明的视野。作为一个移民城市，天津的外来人口占主导。究其源流，一是天津设卫后的军队后裔，以安徽籍最多；二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小贩，山东、江浙、福建、广东、山西的占优势；三是无业游民，出于地缘因素，华北、东北的较多。《天津卫志》称：“天津近东海，……永乐初始辟而居之，杂以闽、广、吴、楚、齐、梁之民。”1950年的人口统计资料显示，天津土著民仅占百分之二强。通常情况下，移民生活流动性大，保障性小，竞争力强，得靠真本事吃饭，必须能吃苦，有头脑，心灵手巧，善于应付各种场面，经得起暴富和暴贫的考验，生存意志坚定。这种移民特有的素质要求和艰苦的生活方式，必然造就智商较高的一个社会群体。而人的品性和素质直接决定文化的风貌。较高素质的天津人，是天津文化先进的关键。如果与在传统经济结构和政治框架下形成的我国传统的封建大都市相比，天津虽然不可能跳出封建的藩篱，但其封建性较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加之，水的流动性，赋予了天津人的进取性和开拓性；水的竞争性，强化了天津人的危机意识和生存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