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京察访单之研究摘要：明代京察访单是服务于在京文官考察的文本，于京察准备阶段发放给在京科道官，令其在博采众闻后填写与应察官员相关的见闻，并作为官员处置依据，以期增强京察结果的公正性、合理性。其制作、发放、回收有整套严密程序，并在回收后，令基层科道官员针对回收访单进行会单，从而提出应考官员去留的基本意见，以凭主管京察官员终裁处罚轻重。京察访单的实质是科道官行政监督权的体现，让多部门参与其中、并让基层官员处理具体事务而让高级官员总揽其成，体现了明代政府运行中各部门相互制衡的特点。关键词：访单；明代京察；考语：K248文献标识码：A：1003-0751（2015）02-0130-07京察，又称内计、内察，是明代针对南、北两京文官定期考察的政治制度。虽然带有京察性质的京官考课在明代前期已经断断续续的有所举行，但直至弘治年间明朝才正式确立“六年一察”的京官考察制度，并一直沿用至明亡。明人目京察为“官尽百司，时经六载”①的大事，自然会进行长期而充分的准备，京察访单便是京察准备工作中的重要一环。明代京察中针对四品以上大员和五品以下文官有不同的考察方式，而访单专针对五品以下官而言。这类官员虽品级较低，却因数量巨大而构成在京文官的主体。所谓访单，是朝廷进行重大决策前发给相应官员征询意见的一种带有档案性质的文书，其目的是广泛收集信息从而保证决策科学合理。而京察访单则是为保证京察公正而在京察准备阶段发放给在京言官并令其填注所知官员事迹的文书。明代京官考察这一议题虽为不少学者所关注，但研究的对象却主要集中于京察制度形成、演变与评价，对这一制度运行中的相关细节的研究则并不深入，京察访单即是一例。作为京察准备阶段的重要一环，王天有仅用寥寥数字便对其进行概括②，虽然所言无误，但却不足以表现访单之全貌。张显清、林金树认为“访单并非非用不可的法定程序”“访单不如考语作用大”。③这种观点又不尽准确。访单使用并非源于政府法令规定，不是法定程序固然无误，但访单却在京察这一具体行政行为中屡次被采用，成为一种虽不载于官方典册却屡次施行的“潜规则”，访单与考语并列为京察中最重要的参考依据，作用孰大孰小似不可一概而论。因京察访单并非定之令甲，故在官方政书当中难于发现访单的详细信息；且因访单带有档案性质而有较高的保密要求，至今仍难得见明代访单实体，但这一文本又确实在明代有所使用，毕竟当时的吏部官员与科道言官屡屡提及此物。万历三十九年（1611），京察因与朝中党争颇有联系，以致当朝不少官员将自身被黜退归因于访单不公，进而引发出累月不休的争议并留下大量奏疏，其中屡有关于访单的议论，这为研究京察访单提供了极大便利。本文主要以万历三十九年京察的相关奏疏和在万历前后任职吏部或都察院并参与京察官员文集中的记载为主要资料，对出京察访单使用与作用的轮廓作一简单勾勒，以见较为宏观的京官考察制度在具收稿日期：2014-07-02：余劲东，男，香港理工大学中国文化学系博士生（香港999077）。体运行时的微观面相。一、京察访单的基本特点如前所述，京察访单是在政治运行中成型的信息收集方式而非定自法令的制度，因此其形成与发展的若干细节便稍显模糊。万历二十一年适逢京察之年，因明廷在政治运行中形成了“京察届期，台省例有陈言”④的惯例，万历二十年给事中吴鸿功在例行陈言中就京察访册中不列吏部四司属员之名提出质疑，希望吏部有所更正。时任吏部考功司郎中并实负次年京察之责的赵南星对此回复如次：查得访册之事，原非定自令甲，顾部中相传，则已久矣。往岁京察年份，本部堂上官委之司官，将六年内应考察官员，亲自书写职名单，密托吏科都给事中、河南道掌道御史二臣，共为咨访，回报堂官，以故不自列名，此访单意也。隆庆以后，乃有刻版访册，以便博访，然亦止送科、道首事二臣，复密叩其同事者所索之多寡而与之，听其转送，此今日版册之所繇始也。以非定自令甲，故虽访单之始，亦无从察其为何年。今刊刻遍送，意则公矣。⑤赵的复疏涵盖了京察访单的不少重要信息。其一，访单并非明廷京察的法定程序，而是吏部为彰显京察公正而行的权宜之计；经过发展，访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