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注始末禹州市地方史志办公室自2007年初启动旧志整理工作，就积极地对禹州旧志进行调查摸底，以便弄清历代修志概况及历次所修志书版本流传和存世状况，为有序的把禹州历史上所编纂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几部志书重新整理出版，服务领导决策，满足社会大众的文化需求，打下坚实的基础。至2008年初，禹州旧志调查摸底工作基本完成。共发现、征集到具有整理出版价值的明嘉靖《钧州志》、清顺治《禹州志》清乾隆《禹州志》、清道光《禹州志》、清同治《禹州志》、民国《禹县志》等诸本。当年底，现存最早的禹州旧志——明嘉靖《钧州志》，整理完成并出版发行；现存第一部完整的禹州旧志——清顺治《禹州志》，整理工作任务已经过半。2009年1月，“清道光《禹州志》校注”正式立项并开始运作。清道光《禹州志》（道光十五年刊本），朱炜修，姚椿、洪符孙纂。炜字少庐，陕西咸宁（今陕西省长安县）人，由举人道光三年（1823）来任知州。姚椿字春木，江苏娄县（今属上海市松江县）人，监生。洪符孙字常市，江苏阳湖（今江苏武进县）人，洪亮吉第三子，监生。禹州志自乾隆十一年（1746）纂修后，近百年未续修。朱炜来任八年，始集本州人士搜采掌故，延姚椿总司其事，姚椿复携其友洪符孙为考证诸史地理与它书以证旧志之误，并兼订凡例。此志书之成，使禹州志经八十年又得新编。兹编援正史体例稍有变通，在整体编排、设纲立目、取舍归并上颇具才识。书以舆图开首，总图一、分图十、皆以画方计里法绘制，山川、村镇、邮亭俱附见其中，城池、一衙署、学校、书院、义仓各图亦绘制工整，使人开卷对此州即有具体形象的印象。以志原结尾，广收旧志序跋，体现志书承前启后的连续性，益感书之完整统一。查其主文，搜集史料之勤，各目安排之完美，显然可见。新立经籍志代替旧艺文志，将原艺文中的有关祠祀兴修，桥梁创建，学校兴废等的碑记，俱附见有关各目，其它流连光景之作，一概删削。经籍志专载本州人士之书目及本州金石，刊除芜陋，增益新意，非一般志书所能及。书中沿革、山川、古迹多有考证，均注出处。有关人物列传，元明以前直录史文，凡摘旧志之处，悉著来历，继承乾嘉考据遗风。此次纂修，资料搜集甚勤。如户口志，自汉、晋、宋、魏、隋、唐各朝皆录自正史地理志，明清两代更加详细。明代自洪武至万历共载述了十二朝十五次人口统计的数字；清代顺、康、雍三朝各有记载。而乾隆朝以后更为缜密，自乾隆十年（1745）至六十年（1759）。除十一年外，每年均有记录；嘉庆朝二十五年全部有案可稽；道光朝元至十一年（1821—1831）历代不缺。如此整齐细密的资料，在河南方志中是绝无仅有的，弥足珍贵。物产目新增内容亦很可观：农作物有红薯；果木类有橘柑、橙袖、墨竹、东坡竹、孝竹、钱竹；货类有铁、绵、纸、硝、碱、绫、帕、扇诸种。新增的品种，或为以往旧志所遗漏，或为近年所出现，较全面地反映了本县的物产资源。尤其难得的是，其《识余》将明清时期1他书所载钧窑的相关记载录入，成为禹州地方文献中最早的陶瓷论著。与景德镇御窑厂陶瓷文化传播虽相差几十年，也足以说明清代中后期禹州的陶瓷概况，实属难能可贵。洪符孙纂修河南方志，除此编外，尚有道光十三年（1833）的《鄢陵县志》，两书前后相差不过二年，属作者同一时期的著作。《鄢陵志》著录于张之洞之《书目答问》中，誉为善本。此书亦可作如是观，这也是其列入禹州旧志整理出版规划的原因。孙彦春同志在完成清道光《禹州志》版本流传情况调查工作之后，遂选定校注所用底本和对校本，于2009年元月开始对底本进行初步的校对和标点。同年7月，“清顺治《禹州志》校注稿评审会议”结束之后，董亚、刘鸣、李新伟三位同志开始对清道光《禹州志》初校稿进行全面的对校和标点工作。2010年3月，清道光《禹州志》点校初稿完成。4月，初稿样书制作完成后，分送禹州志文管所原所长教之忠和禹州市一高特级教师王朝喜两位先生审校。5月初，孙彦春和董亚同志综合两位先生的审稿意见，商讨了修改方案，由董亚同志负责对二校稿进行修改，同时，进行需加注词条的选择和注释工作。5月中旬，校注稿样书制作完成，分送教之忠和王朝喜两位先生再次审阅。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