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泰：愿将忧国泪，来演丽人行——一篇小说引起的感想高尔泰兰州——成都途中，偶然看到一篇小说，是宣传爱国主义的，引起了一点有关的感想。小说的题目，叫《雪落黄河静无声》，写两个“右派”在劳改过程中恋爱的悲剧。女的叫陶莹莹，男的叫范汉儒。前者被划为右派后，因越境潜逃被投入监狱。后者被划为右派后，没有越境潜逃被投入劳动教养。“大墙”之内接触，互相产生了爱情。虽然朝思暮想，却无法单独相见。后来两人都被释放了，并被安置在同一个地方，有可能结合而没有结合，反而突然分开了。原因呢，不是偶然的误会，也不是不可抗拒的外力的阻挠，而是男方的“爱国主义”。当范汉儒，这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模范(这想必是他名字的含义)，得知陶莹莹在被划为右派后曾企图越境潜逃时，就坚决赶走了她。他追问她为什么被劳改，她说如果是杀人罪呢？他说只要改了，可以不计较。如果是流氓罪呢？只要改了，可以不计较。如果是盗窃罪呢？只要改了，也可以不计较，“‘如果我……我’她目光悲凉地盯着我，‘……我是……曾经有罪于祖国的人呢？’她捂起了脸，埋起了头，似乎是在等待着命运的宣判。”“‘只要不是叛国犯，我都能谅解。’我脱口而出，‘别的错误都能犯了再改’唯独对于祖国，它对于我们至高无上，我们对它不能有一次不忠……”。这个被称为“六点钟”(一条直线)的典范人物是这样想的：企图越境，不管在什么条件下，由于什么原因，一概等于叛国。这是不能改的，改了也是不算数的，所以“一次”也就等于永远，万劫不复。屈原受了那么大的冤枉，并没有离开生养他的祖国土地呀！最后，还是跳进了汨罗江，被称为千古忠魂！陶莹莹尽管五七年受了委屈，怎幺能离开生养她的母亲，养育她的大地呢？！这个楔子打在我们中间，我和她怎么能够继续下去呢？”“我认为无论男人、女人都有贞操，一个炎黄儿女的最大贞操，莫过于对民族对国家的忠诚。”“你、我、她都应当无愧于我们光荣的祖先。”当祖国、民族、国家、炎黄儿女和光荣的祖先等这些含义不同的概念被搅在一起，一股脑儿塞给我们的时候，我简直是被弄糊涂了。特别是在小说所引用屈原的例子中，不但把这些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而且把“祖国”这一概念同特定时期特定的政治路线的概念混为一谈了。这就不但意义不明，而且对于爱国主义的精神建设来说，有可能起到一些消极的作用，不能不给予一定的注意了。先秦时期相对独立的各诸侯国，都是中国(天下)的一部分，领域变动不居，并不存在什么国籍问题，当然也谈不上什么国家观念。“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大学》)“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孟子》)天子治天下，诸侯治国，卿大夫则治家(采邑)，三者互相从属。有识之士，往往哪里能“行其道”，就到哪里去。“虽楚有材，晋实用之。”(《左传》)春秋时候就是这样了。到战国，各家朝秦暮楚，更是习以为常。小说中提到的“重耳走国”，即其一例。当时连儒家的孔丘、孟轲、荀卿，也都奔走道路，不以“去父母之邦”为非，何况屈原。屈原是楚怀王的近臣，“竭智尽忠以事其君”，“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不料“忠而被谤，信而见疑”，因之愤而自杀，表现出一种“死谏”的愚忠。“文死谏，武死战”，“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这样对于某一昏君的愚忠，同我们今天对祖国的爱毫无共同之处。这不是说屈原不爱国。屈原是爱楚国的，仍不失为伟大的爱国诗人。但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他对于楚怀王，一方面进行批判，一方面又无限忠诚。楚怀王所代表的，并不是楚国，而是一条有害于楚国的错误政治路线。屈原的爱国，恰恰表现在他为了楚国的利益而对楚怀王所进行的批判，而不是表现在他对楚怀王的愚忠。爱国主义首先表现为，希望并致力于祖国的进步和繁荣富强。因此每一个爱国者，都必然地要同有害于祖国的错误路线和错误行为作斗争。只要他的目的是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即使他在斗争中由于避免迫害而暂时避居国外，也无损于他是爱国者。近代史上许多著名的革命家，大都既是流亡者又是爱国者。屈原的名字只有一个，而这些人的名字却可以列出数百。此外，还应当把弱者的逃避与“叛国投敌”区别开来。所谓“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