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志阳：文明野蛮话语在清末媒体上的表达与传播——以《大公报》为中心的观察来源：清史所作者：清史所点击数：945更新时间：2012-4-19［摘要］文明野蛮话语随着天演进化思想的传播与种族话语的流行而弥漫于清末媒体。接受了文明野蛮之辨的国人，以此作为点评世事和褒贬人物的准则，并自居于野蛮，其目的在于激励国人学习西方、追求进步以达于文明境地。一旦“野蛮”称呼损害到民族利益，则会激起国人强烈反弹，这又反证了国人对于文明野蛮话语及其背后种族政治的认同。［关键词］文明野蛮之辨;天演;种族;人类学在清末媒体上，“文明”与“野蛮”这两个词语十分流行，几乎成为人们点评世事和褒贬人物的一个基本标准。这两个自古便有的词语，从传统到近代，其意义发生了何种变化?又是什么缘故导致其流行于清末媒体?文明野蛮话语的流行又产生了何种影响?本文尝试以早期《大公报》(1902年至1912年)为中心对此问题略作探析。（1）一“文明”、“野蛮”从传统到近代的衍变根据“全国报刊索引”对于“晚清期刊(1833—1910)”的搜索，最早在文章标题上出现“野蛮”字眼的是1900年的《清议报》（2）;而最早出现“文明”字眼又非人名的是1897年的《利济学堂报》（3）。相对而言，《申报》中的“文明”与“野蛮”出现的时间更早。创刊于1872年4月30日的《申报》，在第113号报上以“希腊古逸事”为标题，词语“文明”首次出现:“灑哥洛从埃及来，立国于雅典，以文字礼仪化导土人，教以织毳锻金檮油酿酒，西其俗丕然一变，卒开昏昧，肇启文明，为欧洲列国教学之祖。”（4）在这里，“文明”与否是与“文字礼仪教化”紧密相关。从这层意思讲，当时《申报》判断是否“文明”的标准，与春秋时期“辨夷夏”以“教化和礼法”为标准（5），存在高度的一致性。第243号《申报》在名为《戒拐贩人口出洋论》的论说中说道:“窃思中华富贵之地，本称文明礼仪之乡，荡荡天朝，堂堂大国。苍生无恙，使为鴂舌之奴;赤子何之，竟作犬戎之族。此神之共愤，实今昔所未闻。”（6）很明显，“文明”在这里就是辨夷夏的标准。可见，此时的“文明”一词所蕴含的意义还是来自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当时《申报》的主笔和编辑都是中国的读书人，其知识背景决定了他们对“文明”一词的理解和判断，只能依据传统的资源。事实上，“文明”一词也是传统文化典籍中并不少见的一个词语。与此相反，“野蛮”一词在传统文化典籍中较为罕见。“文明”是与“礼仪”、“文教”同一性质的词语，可以用来彰显华夏不同于四方蛮夷之所在;而“野蛮”本身即属于四方蛮夷。就这一层意义而言，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文明”与“野蛮”并不是可以对举的一组词语。可与“野蛮”对举的应是“华夏”、“诸夏”等词语，而用来区分“华夏”与“野蛮”(更常用的表达是“蛮夷”)的则是“文明”(更常用的是“礼仪文教”)。到了近代，随着文化人类学的兴起，西方人将“文化较简单的民族(如现代亚、澳、非、美诸洲的土人)”定义为“野蛮民族”或“未开化民族”（7），“文明”一词遂被移用过来与“野蛮”作配对。当西方人带着这对由他们独创的“文明”与“野蛮”组合进入中国之时，“文明野蛮之辨无异于中国人手中的夷夏之辨”，被用于西方与中国之间的划界。（8）或许正是因为“野蛮”一词在中国传统典籍中便已有指未开化民族之意义，“文明”一词也有区分族类之功效，即“文明”和“野蛮”二词在中国人的传统知识体系中早已有划分和区别族类之功用，故诞生于西方学术传统的文化人类学进入中国时便借用“文明”与“野蛮”作为文化程度较高的已开化民族与文化较简单的未开化民族的代号或名称。---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不同的是，传统文化典籍中的“文明”和“野蛮”是用来“辨夷夏”，而西方人的文明野蛮之辨传入中国则是为了在西方与中国之间划界。不过，当“文明”“野蛮”组合由西方人特别是传教士输入中国时，起初并未得到中国人的热烈回应。正如前文所述，19世纪70年代的中国报刊上对于“文明”的认识和理解仍然是传统时代中国人对于“文明”的认识和理解，这种理解的前提和基础便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