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地方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之“重大事项”的判断——以“厦门PX事件”为例高志宏【专题名称】中国政治【专题号】D4【复印期号】2009年06期【原文出处】《理论月刊》(武汉)2009年3期第45～47页【英文标题】LocalNPC'sJudgementon"MajorIssues":CaseStudyonPXIncidentinXiamen【作者简介】高志宏，南京大学法学院，江苏南京210093【内容提要】地方人大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虽然有宪法和法律依据，但由于法律对“重大事项”的范围规定过于原则，造成地方人大未能充分有效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重大事项是相对的、动态的，应在“根本性、长远性、全局性”这个标准的指导下，依据合法性、全局性、人民性、区域性、动态性、层次性、可行性原则，遵循严格的科学民主的程序，注重公众参与，采取概括事项与列举事项相结合的方法，对地方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范围作出规定。【关键词】重大事项/决定权/公众参与原则中图分类号：D6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544(2009)03-0045-03“厦门PX事件”虽最终因该项目由厦门迁往漳州古雷半岛兴建、厦门市赔偿翔鹭集团而告一段落，但该事件引发的争论和引起的思考却远未结束。“厦门PX事件”被认为是已突破单纯的科学、环保意义，是政府尊重科学、尊重民意、重视民生、民主决策的标本，是中国重大项目民主决策历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然而，在整个事件过程中，在民众、资本、权力三方利益的博弈中，我们不难发现我国民主决策中存在的随意性现象，不难发现民众信息获取和意见表达渠道的狭隘，不难发现我国公众参与决策机制的障碍，却很难听到享有“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地方人大的声音。厦门PX项目是否属于重大事项？如果属于，就应当由享有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地方人大讨论、决定。怎么来判断以及由谁来判断“重大事项”的范围？这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一、为何要界定“重大事项”范围地方人大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是指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程序，对本行政区域各方面重大事项作出决定或决议，并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贯彻实施的权力。《宪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各方面的重大事项”。《地方组织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政、民族等工作的重大事项。”这即是地方人大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宪法和法律依据。重大事项决定权和地方立法权、人事任免权、监督权一起构成了我们通常所说的地方人大的“四权”，具有全局性、集体性、独享性和权威性等特征。近年来，虽然地方各级人大讨论、决定了诸多本行政区域内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重大事项，但从整体上看，地方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行使还很不到位，还存在诸多问题。有人总结为存在着“五多五少”现象，即：提意见建议的多，作出决议决定的少；被动例行的多，主动行权的少；决定事项程序性的多，实质性的少；决定内容抽象空洞的多，具体指向的少；满足于会议审议的多，会后跟踪督察的少。[1]地方人大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存在的问题集中体现在难为、不为、虚为、滥为问题。[2]应当说，造成地方人大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薄弱的原因很多，有的是体制性的，有的是工作性的。其中制度原因是一个公认的原因之一。什么是重大事项？怎样确定重大事项？一直是地方人大在实际操作中普遍感到困惑的问题。宪法和地方组织法对重大事项的规定过于笼统、宽泛、原则，内容上缺乏实质性的规定，形式上缺乏程序性的规定。同时，关于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的理论研究滞后，尚没有成熟的、权威的理论来指导实践工作的开展，地方人大缺乏理论的指导。在具体工作中，诸如多大工程是重大工程？涉及群众普遍关心的城市规划、标志性建筑及街道命名该不该报人大批准？等等，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导致地方人大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存在盲目性，影响了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行使。所以，对“重大事项”界定不清是导致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对重大事项行使决定权数量少、涉及面窄、不能到位等问题的原因之一。科学的界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