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小农制评析作者：张新光【摘要】中国是世界上一个非常典型的小农制国家，几千年来都是一家一户的分散生产和经营。但进入清代中叶以后，我国人地比率已下降至“维生型小农经济”的临界点，标志着传统小农制的破产和瓦解。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半个多世纪，由于长期实行以自然村落为单元“不分男女老幼、一律平分土地”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其所隐含的“集体成员权平等”和“产权虚置”的农地平分机制，导致明清以后出现的“地权分散化”和“耕地细碎化”的发展趋势更加凸显。当今中国农业正处于大规模非农就业、人口自然增长减慢和农业生产结构转型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之中，各级政府应当抓住这样的历史性契机，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和扶持，并通过法律制度和市场机制来促进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隐性失业问题和农业的低收入问题。【关键词】小农制；维生型小农经济；人地比率；平分机制；适度规模经营毫无疑问，在当今世界上，中国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小农制国家。目前，我国13多亿人口中仍有9.49亿农民人口（按户籍管理计算）和2.6亿多个小农户分散在广大农村地区（包括63%的农业人口、60%的劳动年龄人口、66%的老年人口和70%的少儿人口）[18]。其实，毛泽东同志早在1943年就曾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中国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19]（p934）。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曾指出：“自耕农的这种自由小块土地所有制形式，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正常形式，一方面，在古典古代的极盛时期，形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在现代各国，我们又发现它是封建土地所有制解体所产生的各种形式之一”[2]（p909）。这说明，小农制不仅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有主导地位，即使进入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以后，“它也是农业本身发展的一个必要的过渡阶段”[2]（p909）。但在过去的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国理论界始终不承认自耕小农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中国历史上主要是封建地主制度，小农为数甚少，无足轻重，并且缺乏稳定性，在态度上保守落后，这是造成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落后的主要原因”[20]（p209）。尤其是国民党南京政府于1927年公布的一组估计数字——“在旧中国，占乡村人口10%的地主和富农拥有70—80%的土地，而占90%的农民人口仅拥有20%～30%的土地”[21]，不仅被中国共产党人长期沿用，而且被理论界当作反封建土地制度的“事实根据”，其结果是误导了建国后的几代人。根据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在旧中国，占全国农户总数6%～10%的地主和富农，实际上只拥有28-50%的耕地；而占90%～94%的中农、贫农、雇农，实际上也拥有50%～72%的耕地”[22]。这就是说，“旧中国的小自耕农至少占有全部土地的40%左右”[23]（p73）。（一）中国历史上的“小农制”演变轨迹及其评价中国历史上最早推行家庭小型农场制的政策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比如有的学者提出，“从文献上判断，春秋时期已经实行了家庭农场制即分田到户，到了战国时期分田到户的土地已经逐渐地私有化”[20]（p212）。在《吕氏春秋·审分》中说：“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迟也”，这说明古人已经认识到井田制下“民不肯尽力于公田”的弊端。而推行家庭小型农场制则有利于激发小自耕农生产的内生活力，所以在《管子·乘马》中说：“是故夜寝早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民不惮劳苦”。更值得称道的是战国时期的政治改革家商鞅提出了“制土分民之律”——“为国任地者，山陵居什一，薮泽居什一，溪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一，恶田居什二，良田居什四，以此食作夫五万。此先王之正律也。……民胜其地者，务开；地胜其民者，事徕。开则行倍。”[24]（商君书·算地第六）这种动态意义上的人地平衡观（即视土地与人口的比例和各类不同耕地的组合而定），与古希腊时代的著名思想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的“静止的绝对人口数（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