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乡底层教育公正政策探究:基于社会分层视角一、引言中国学界对底层研究的引入时间并不长，且主要局限于政治学、社会学和文学学科领域，这主要与中国底层社会形成的结构有密切关系，同时也与中国学者在60多年中国社会变迁中所不断固化的国家意识形态式学术研究特性有关系。中国底层要么被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话语所代言，要么被国家主导的主流社会话语所遮蔽，这个在“断裂”、“失衡”和“博弈”的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不断壮大的抽象群体是一大片沉默着的、碎片状的、分散化的同时也是相互冲突着的石墨型个体，这些石墨型个体所组成的底层迫切需要发出主体性的利益诉求，以尽量避免被社会结构体系抛出更远。因此，引入底层研究视角，在确认城乡二元社会单位中真实底层主体的基础上，关注高度分化的底层群体其各自不同的教育利益诉求，实质上是中国教育政策设计进一步走向精细化、对象化和服务化的真正起点，进而有效实现政府在公共政策设计中"主动性服务与回应性服务”、“发展性服务与维持性服务”、“有偿服务与无偿服务”[1]的法理性统一。二、实现城乡底层社会教育公正的困难：缺乏精细化社会分层基础上的有效底层表达笔者认为，忽略城乡不同单元内部高度分化的社会结构---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而模糊覆盖所有城乡主体的城乡教育政策设计，使得城乡教育政策设计中的诸多措施明显与城乡社会中的真正底层无关，反而让城乡社会中的中上层，特别是上层搭了底层的便车而获益，从而导致城乡空间内部的阶层结构在理想性的教育公正政策实施中进一步断裂，进而拉大城乡阶层内部差距。另外，真正的城乡底层因为缺乏自我真实利益诉求的公开表达，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政策设计者天然地形成了对真正城乡底层的利益代言，而这种代言显然没有经过真正的底层同意。事实上，当前中国教育公正的短板正是因为没有合理实现社会各阶层利益的整合，特别是缺乏对社会底层利益的主体性关照，而强势的精英话语又遮蔽了中国城乡底层社会的真实声音，在政治主流和社会生活之间制造了一定程度的割裂；这种割裂直接体现在一种利益相关者主体缺位的政策设计上。作为精英的政策设计者总是以价值判断先于分析论证的方式代言底层利益，而实质上中国城乡社会内部的各底层群体是庞大且分化的，各自有其独特的阶层属性、形态和诉求，他们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有些时候甚至是微妙的。因此，当前实现中国城乡教育公正的政策设计有必要在变化的动态社会分层与分化的利益诉求基础上予以精细化与类属化，在与国家（中央、省、县）城乡教育公正政策的总体思路（目标、原则、程序、内涵、性质、制度边界等等）相互融合的基础上得出具有合理性与可操作性的中国统筹城乡教育综合改革共识性方案，一方面防止精英独断和代言，另一方面则防止民粹武断情绪。可见，对当前中国城乡教育政策设计中真正底层群体的再界定其背后的政治哲学是为了真正实现中国城乡社会中各主体教育利益公正诉求的共识性整合，因为只有保障了最弱势最沉默的真实城乡底层以实现教育政策设计的真正人性化和对象化，才能够有效确保“诉求-反馈”动态政策公共治理的程序合法性和实体合法性。三、教育公正的传统理论更新：从“规范正义”到“反规---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范正义”确定真正的城乡教育政策底层主体的同时，需要引入“反规范教育公正”，即反思性教育公正思路。“教育程序公正与教育实体公正”、“教育起点、过程与结果公正”、“教育权利机会公正与分配结果公正”等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教育公正本身在不同阶段、不同场域内的教育公正危机，但是它们均属于“规范教育公正”范畴，并没有很好解决公正的另类危机，即没有探讨''谁的教育公正”、“什么内容的教育公正”、“怎么样的教育公正”等问题，而是隐藏了主体、内容和方式。而从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南茜弗雷泽和阿克塞尔霍耐特《再分配，还是承认：一个政・・治哲学对话》[2]所导出的“反规范性正义”[3]思路去综合设计中国城乡底层社会教育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