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增收困难的深层次原因及对策(1)内容提要：农民增收困难是当前经济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作者认为必须认真分析造成农民增收困难的深层次原因，“对症下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困难问题。主题词：“三农”问题农民增收困难深层次原因对策作者简介：陈前金，男，1943年生，江西省永修县人，中共党员，长期从事农村行政管理和财政财务工作，致力“三农”问题和地方财政问题研究，在《人民日报》《中国财经报》《中国财政》《中国农村经济》等中央省市报刊发表论文100多篇，多次获全国和江西省财政科研优秀成果一、二等奖，系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中国生产力学会会员。江西省永修县财政局邮政编码：330304联系电话：0792-3222767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2004年1号文件）指出：“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中存在着许多矛盾和问题，突出的是农民增收困难。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多年增长缓慢，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许多纯农户的收入持续徘徊甚至下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扩大。农民收入长期上不去，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影响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不仅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不仅关系农村社会进步，而且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全党必须从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高度，进一步增强做好农民增收工作的紧迫性和主动性。”笔者认为，必须认真分析造成农民增收困难的深层次原因，“对症下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困难问题。一是小农经济，产出有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前，我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长期以来，在封建社会以农为本、重农轻商（工）及闭关锁国的国策指导下，农业经济占有绝对优势地位，加上战乱不断和我国农民思想保守、容易满足和安于现状，当世界发达国家早就用现代化的机械设备和科技手段进行农业生产的时候，我国农民至今还在用几千年前封建社会初期就在用的耕牛耕地，用锄头、镰刀等简陋的生产工具和落后的耕作技术进行农业生产。我国是一个人口多、耕地少的国家，人均耕地只有1.5亩，户均耕地只有6亩。改革以来，我国农村普遍建立了家庭承包责任制，耕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给农户承包经营。改革初期，由于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打破了“大锅饭”，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一户农民只有几亩耕地、建立在家庭经营规模上的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其弊端充分暴露出来：产出十分有限，没有发展后劲，只能解决温饱问题。在一些自然条件差、生存环境恶劣的地方，甚至无法解决温饱问题。二是以农补工，索取过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国家为了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一直实行重工轻农、以农补工和重城市轻农村的政策，向农业过度索取。除向农民征收农业税之外，还通过暗取方式向农民索取：1、用各种名目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和政府性集资以及农民义务工、劳动积累工等形式无偿平调、强行摊派，向农民索取资金、物资和劳动力，用于工业发展和国家建设，所索取的数额是一个无法统计的数字。2、用工农业剪刀差向农民索取。索取的数额，1952-1989年为9716.75亿元,相当于国家统计局计算的同期农业净产值的1/5。另一种计算的数额大大高于此数。1953-1978年的剪刀差达9494.9亿元，相当于同期农业净产值的57.5%。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农业投入课题组”曾经做过估计：仅1979-1994年的16年，政府通过工农业剪刀差大约取得了15000亿元收入，同期农业税收入1755亿元，财政支农支出3769亿元，政府提取农业剩余净值12986亿元。平均每年从农业部门流出的资金净额达811亿元。特别是从1994实行分税制以来，县乡财政困难加剧，农村税费任务年年加码，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和各种名目的乱罚款屡禁不止，农民入不敷出，造成耕地大量撂荒，乡村组织负债累累，难以维持正常运转。三是城乡分治，制约发展。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