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冷战后世界民族主义的若干认识“从许多角度看，民族主义也许是最为成功的政治信条，它在世界的绝大多数地方对世界的变迁和重塑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并“使许多明确而系统的意识形态相形见绌”。（注：AndrewHeywood,PoliticalIdeologies:AnIntroduction,NewYork1992,p.136.）冷战结束前后，民族主义再度以多样化形式释放出变革世界的巨大能量，并成为影响世纪之交国际政治的重要因素。当前，与国际格局转换相伴的世界性民族主义浪潮的巅峰似乎已经过去，并呈回落之势。但是，这次民族主义浪潮给世界留下的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反思和思考。本文试图就如何估价冷战后世界民族主义及其未来趋势略抒管见。民族主义是一种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由于其依存的载体不同、形式多样、发展程度不平衡、功能复杂，因此对其进行评估与界定并非易事。1“推动当代民族主义运动前进的矛盾是纵横交错的，动因也是复杂多样的。由于矛盾性质的不同和动因的差异，规定了当代民族主义的‘质’也是不同的，发展和嬗变的方向也是有别的，其所起的历史作用也是相异的，充分显示了它的复杂性。”（注：程人乾：《当代世界民族主义纵横谈》，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8年第3期，第56页。）从历史的角度看，“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的基本主张是一个族体应享有从自治直到独立的程度不等的权利，而一个现代民族即国族（nation）则享有建立民族国家的权利”。但民族主义又具有巨大的弹性，“当民族主义主张民族国家向外扩张，侵略、占领、统治和掠夺别的民族和国家的时候，它就变成了民族扩张主义或民族沙文主义；当民族主义主张民族国家对内灭绝、歧视、强制、同化少数民族，压制他们要求民族平等和享有基本的民族权利的愿望的时候，它就变成了大民族主义；当民族主义主张民族国家内已经享有或者有可能争取到民族权利的少数民族以及势均力敌的若干主体民族单独建立民族国家的时候，它就变成了民族分裂主义；当民族主义主张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在宗教共同体、传统文化共同体、语言或语族共同体、种族共同体、地理单元的基础上形成联盟、邦联甚至统一国家的时候，它就变成了泛民族主义”。（注：宁骚：《民族与国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89～90页。）上述民族主义形式在冷战后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且其形成原2因复杂。究竟应怎样看待冷战后纷繁复杂的民族主义及其发展趋势？由于冷战后的世界民族主义无论就其原因和后果来看，都主要反映在国际关系和民族国家的构建这两个层面，因此本文主要从这两个层面进行探讨和分析。一、从国际关系层面看冷战后的世界民族主义冷战后世界民族主义的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同时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但从冷战后民族主义给国际社会造成的后果看，其非理性又大于其合理性。之所以说它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是因为长期以来，国际格局、国际秩序在处理民族和国家关系上的不合理性造成了冷战后民族主义产生的深刻历史原因。冷战体制长期压抑和控制了民族矛盾，使其长期得不到合理的解决和调整，冷战后这种矛盾以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形式突发性地表现出来。尽管人们都倾向于认为冷战后的民族主义具有消极性和破坏性，但是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冷战后的民族主义则不难发现，它在客观上是长期以来在国际关系和民族关系上所积累的矛盾的总爆发，并通过对国际关系和民族关系的调整而形成了新的国际关系与民族关系格局。尽管冷战后的民族主义多诉诸于非理性的乃至暴力的方式来变革国际关系和民族关系，并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在苏联和东欧地区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但这也正是为3改变长期以来国际关系的不合理性而付出的沉重代价。可以说，冷战后世界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对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历史反动。从世界经济的角度看，在国际经济关系层面，民族主义主要表现为以国家为载体的经济民族主义。西方的发展经济学认为，“最简单地说，经济民族主义是指国家的这样一种愿望：在世界经济范围内掌握本国的经济命运，以及在本国领土范围内行使主权，决定谁可以开发自然资源，谁可以参与各经济部门的活动”。它是“某一政治制度对其地理疆界范围内经济资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