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时间禁忌习俗摘要：时间禁忌是社会生活习俗的主要表现之一，唐代作为我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巅峰，与之相伴的社会生活的时间禁忌，也自然呈现出丰富多元化。如干支日期禁忌、月份禁忌、节令历法禁忌等诸多方面，反映了在雄阔豪迈、意气高昂的唐代主流精神世界之外，对一些事物现象也存在抱有恐惧、怀疑态度的另一侧面。关键词：禁忌；时间；唐代；习俗：978—7—80712—971—4（2012）01—032—03禁忌，是民俗学的重要学术概念。民俗学把禁忌事象作为最主要、最基本的考察对象之一。在国际学术界统称其为“塔布”（taboo原是南太平洋波里尼西亚汤加岛人的土语，意为“神圣的”、“危险的”、“不可接触的”），许慎《说文解字》云：“禁，吉凶之忌也。”而“忌”在《说文解字》中释为：“憎恶也，从心己声。”禁忌一词，最早见于《前汉书·艺文志》，其云：“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1]然而禁忌事象却可上溯至原始图腾时期，且一直伴随着整个人类的社会生活发展史。从社会学上来讲，禁忌民俗具备显著的社会契约作用。对某种禁忌标识的共同遵从成为社会群体的象征，加强了社会和自然观念的规定性。禁忌习俗是民俗生活的重要手段，其终极目的不外乎达到趋吉避凶的效果而已。唐代处于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巅峰，其民众社会生活异常繁盛丰富，与之相关的禁忌民俗也自然如影随形。鉴于禁忌风俗繁复驳杂，本文欲从时日节令为切入点，以其“一斑”而窥唐代禁忌风俗之“全豹”。[jp2]据《旧唐书·吕才传》记载：唐太宗鉴于当时阴阳书发展泛滥，各种名目的禁忌穿凿讹伪甚多，敕令吕才等严加勘正，共计100卷，于贞观十五年（641）颁行全国。如其中《叙葬书》就对丧葬择日、择地进行了批判，云：“暨乎近代以来，加之阴阳葬法，或选年月便利，或量墓田远近，一事失所，祸及死生，巫者利其货贿，莫不擅加妨害。遂使葬书一术，乃有百二十家，各说吉凶，拘而多忌。”[2]这虽是从墓地日期禁忌的择选上而言，但也间接地反映了唐代社会民众禁忌观念的繁盛。[jp]一、干支日期禁忌关于干支日的禁忌，明清以来社会上就广泛流行的万年历、通书，都记载有“百忌日”。内容上多大同小异，据《协纪辨方书》记载，十天干禁忌为“甲不开仓，乙不载植，丙不修造，丁不剃头，戊不受田，己不破券，庚不经络，辛不合酱，壬不决水，癸不词讼”，十二地支禁忌是“子不问卜，丑不带冠，寅不祭祀，卯不穿井，辰不哭泣，巳不远行，午不苫盖，未不服药，申不安床，酉不会客，戌不乞狗，亥不嫁娶”。其实，这在唐代早已有类似记载。《敦煌丛刊初集》九〇载十天干忌事：“甲不开藏，乙不纳财，丙不指灰，丁不剃头，戊不度□，己不伐树，申辛不作酱，壬不归家，癸不买履。”[3]十二地支日忌事：“子不问卜，丑不冠带，又不买牛，寅不招客，卯不穿井，辰不哭泣、不远行，巳不取奴，午不盖屋，未不服药，申不裁衣、不远行，酉不会客，戌不祠祀，亥不呼妇。”[4]如以辰日不宜哭泣为例，唐初大臣张公瑾卒后，唐太宗悲痛万分，有司称：“准《阴阳书》，日子在辰，不可哭泣，又为流俗所忌。”太宗曰：“君臣之义，同于父子，情发于衷，安避辰日。”依旧举哀哭泣[5]。御史大夫韦挺讨议风俗利弊时，特意提及辰日不宜哭泣对礼教的不利影响，其上奏曰：“臣闻父母之恩，昊天罔极，创巨之痛，终身何已。至于丧服之数，哭泣之哀，圣人作范，布在《礼经》。亡禄之家，鲜克由礼。今朝廷贵臣，缙绅士族，衣冠递袭，教义是闻，丁父母重哀，拘挛俗忌，至辰日不哭，谓之重丧。信阴阳之书，惑吉凶之说。忽仁孝之至道，忘圣哲之丕训，浸以成俗。为日已久。有斁皇风，事须惩革。”[6]辰时缘何不宜哭泣？《论衡·辨祟篇》曰：“辰日不哭，哭有重丧”，颜之推依阴阳五行学说，在《颜氏家训·风操》引阴阳书解释云：“辰为水墓，又为土墓，故不得哭。”这即是说，不幸于辰日死亡的人，已有水、土两墓在那，如若再哭泣、悲伤，就很可能会再死一人，有所谓“重丧”之祸。又如“甲不开藏”，因甲为十干之首，干支初转就有破费，实属理财不谨，传统理财崇尚节俭、慎于用财，固有此忌。《敦煌丛刊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