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物内外”与“公私之别”：朱子“格致”方向新释摘要：朱子改前人训释“格物致知”之“格”为“来”，将“格”训为“至”，“格致”的方向为心“推及”物，但又以“来”收物于心，阳明“格致”则是直接把吾心之良知送到事事物物。朱子阳明“格致”方向的功夫论分歧，不是“心―物―心”的方向分殊，而首先是“心物内外”问题。对朱子而言，物在心外，人与物不同，物与物也不同，心不同于理;对阳明而言，物在心中，物与己相同，物与物也相同，心即是理。朱子与阳明所理解的格致方向之别反映“人心―外物―天理”三层关系的理解之异，正是宋代开始的近世中国“私情”与“公理”的关系张力的表现。由“心物内外”引发“公私之别”的思考，对朱子的心性问题、理气问题、形上形下问题，可有新的“豁然贯通”。关键词：格物致知;朱子;阳明;心物内外;公私之别中图分类号：B244.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0539（2021）06-0097-05“格物致知”向来是理解朱子哲学与心学、理学分殊的关键，是中国哲学史的旧瓶，也装入近代引入“哲学”学科后的新酒。从“格物”方向再次考察朱子思想，可见出理学心学功夫处的差别以“心物内外”理解的不同为大关节。由“心物内外”引发“公私之别”的思考，对朱子的心性问题、理气问题、形上形下问题，可有新的“豁然贯通”。而人心―外物―天理的三层关系之异，正是宋代开始的近世中国私情与公理的关系张力的表现。物理与人心的差别通过理气形上形下的方式哲学地展示出来，分殊为难是朱子思考的关切，道体与常情、普遍与特殊的关系仍然是古今中西哲学前沿的一贯的问题，也正是今人“格致”的方向所在。一、朱子“格物”方向考辨朱子“格物”的方向问题可从“格”字的训诂看出，朱子改郑玄注、孔颖达疏中直接将“格”训为“来”，将“格”训为“至”，为心“推极”物，但又以“来”收物于心。比较朱子注与郑玄注、孔颖达疏的区别：孔颖达中，郑玄对“格物致知”注：“格，来也。物、犹事也。”孔颖达疏为：“致知在格物者，言若能学习，招致所知。格，来也。”[1]1673朱子朱熹说：穷究事物道理，致使知性通达至极。“格，至也。物，犹事也。穷推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未尽也。是以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贯通，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观理，以格夫物。格者，极至之谓。如‘格于文祖’之格，言穷之而至其极也”。[2]5朱子取了前人对于“物，犹事也”的注释，而把“格”从“来”转而注为“至”，是一个关键，这两者实际不能分开理解。八条目经前后两端的微妙差别在于“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到“物格而后知至”。这其中有三点关键：一是所有条目都是“其”（即代表自身）的努力，而唯有“格物”间不加“其”，这表明“格物”的功夫指向在外，不仅与己身有关，外物与其己相对。朱子延续前人注“物，犹事也”，“事”指人事，“犹”字说明自然外物的理解如同人事，这是一种对“物”的“拟事”，也就是对物的拟人，把人事的即人的生活世界的感知、道德、审美等判断加诸自然世界，或说把心之条理加诸物之条理，天地生意就是人心的生意。朱子所说格竹子也应是看到竹子的树叶下长、节节升高等与其他木植的不同处让人体会“道体之细”，也在人事中做到“析理则不使有毫厘之差，处事则不使有过不及之谬，理义则日知其所未知，节文则日谨其所未谨”[2]37。明了“其”“物”与“事”所内含的人心―物理的关系，再析“格”与“致”的方向所包含的功夫与目的。郑注孔疏“格”都是“来”，与“格”的本义有关。考察，“各”与“（格）”为古今字，“各”与“出”对，“出”像草木往土上长出，是向外走;而“各”方向相反，像脚板向内，后来的字如“客”从“各”，他人脚板（澹┫蜃约颐趴冢口）走来，正是外来者;与此相关的还有“宾”（e），从贝，带钱来的是宾，不带钱的只是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