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新土改“三农〞问题是治国安邦的重中之重。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围绕“农业的发展、农村的进步农民的幸福〞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以农村土地改革最为引人瞩目。围绕“新土改〞的一系列涉农措施，本刊记者请湖南省政协经济科技委员会主任吴金明举行了深入解读。《决定》：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解读1：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是为了归还历史欠账新中国建立以来，先后有三把剪刀不断加大城乡差距：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头，一向到21世纪初期，工农业产品长期处于“价格剪刀差〞的状态;从80年代中期，一向到目前，进入城市的农民工持续处在与城市人口同工不同酬的收入境地，其中，在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末，前后有15年农民工的工资没涨过一分，这是其次把剪刀——“收入剪刀差〞;进入21世纪后，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城市房地产行业高速发展，城市土地高速增值。政府把农民的土地廉价征收，高价出售，以充实地方财政，这是第三把剪刀——“土地收益剪刀差〞。从产品市场，到劳动力要素市场，再到土地产权市场，这三大市场先后有三把剪刀，剪我国的农民、剪我国的农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中国的飞速发展根本上是建立在农民的血汗之上的。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实质上就是要增加农民的土地资本收益，归还历史欠账。现在，政府要通过改革，赋予农民更多的权利，还农民以本来的利益。这其中最核心的利益，能长期带来利益的利益，就是财产权利。而对农民来说，最核心的财产是什么？就是土地。一是宅基地，加上宅基地上的住房;二是经营承包地，包括农民承包的耕地、山林等等。解读2：农民财产权利的终极形式是农民的宅基地和住房商品化、经营承包地资本化在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中，有两个关键点：一个是农民的宅基地和住房能不能够商品化;另一个是农民的承包经营地能不能够资本化。要让这两者都能变成资本，它就会成为更高级的一种商品形态，也就是“资本性商品〞。首先，对农民的宅基地，它可以通过土地权证商品化、股份化的方式，让农民得到更多权利。近年来，在重庆、成都、天津、浙江金华、广东、湖北监利等地，针对宅基地的土地权证改革方面举行了一些试点和实践，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尽管目前采用的是半商品化、半股份化的形式，但最终会过渡到农民的宅基地和住房完全的商品化、股份化。否则，作为经营主体，假如农民不能交易其主要财产，那么他就无法实现其财产权利。其次，对于农民经营的承包地，要通过赋予农民土地资本收益权，让农民从中获得更多利益。长期以来农民从其承包地上获得的仅仅是从事农业生产挣的钱——即使这点钱都在被众多利益主体共享，如农资、物流等企业——这种收益远远低于土地资本本身带给农民的收益。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土改政策，实际上就是要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把他们从“无产者〞变成“有产者〞。这是理论上的重大突破，也是改革的重大突破。只有做到宅基地的商品化和承包地的资本化，农民的财产权利才能得到保障。而且这个保障不仅仅由法律赋予，还要被市场认可，要能够通过交易变成股权，变成商品买卖权，只有这样，农民才能实现其财产权。也就是涉及两个层次的问题：第一，法律要确权，认为农民有这种权利;其次，市场要认可，让农民实现这种权利。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土改政策就是明确了这两个问题。解读3：农村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均为完整产权，享受同等待遇涉及到财产权利，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农村集体土地流转。流转有两种，一种是不改变用途的，就是农业产业内的流转，从单个家庭流转到种植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或者工商企业。这是用途管制下的流转，目的就是发展规模经营。另一种是性质、用途发生改变的土地流转。这一类流转，原先的程序是先由政府征用，即政府把农民的土地廉价征收，然后高价卖出。这其实是在变相剥夺农民的财产权。新的土改政策下，农村集体的土地无需通过征地——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