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首次核试验的文章有很多，其中有些文章写的真实而又精彩。我的文笔很差，那么就凭我的记忆，来个实话实说，随便想到哪写到哪吧。）四十四年前的10月16日，作为一名我国首次核试验的参加者，每年自己的生日可能会忘掉，但唯10.16这一天，却从来没有忘记过，我想大家都是如此吧！能亲自参加首次核试验，确实是一生中的最大荣幸。首次核试验进场人数，控制的非常严格，要求是安岗位定人，“一个萝卜一个坑”,多一个也不准。我们21所是“核试验基地研究所”，也是核试验场内的主力军，承担着90％以上的测试任务。1964年初，全所有400多名技术人员，而这次进场的只有200人左右；五室（理论研究室）当时有62个人，也只批准了27人进场，连我们室的元老王懋江、蒋伯诚同志也都被留在了北京。唯我们放射性沉降组最运气，邹德山、杨成林、朱明发、刘贵荣、王可定和高连科，六个人要全部上阵。还记得在临出发前，我的痔疮病突然发作而不得不卧床休息，室里有一位同志开玩笑地说：“大高，看来这次任务你是参加不了啦！”但第二天我还是随队按时出发了。首次核试验的保密之事我们是六月进场的，其实美国早在几个月前就已察觉到中国即将要进行核试验，（这些事现在都已公开了）。我记得，那时经常有美国的间谍卫星和U-2飞机从场区上空飞过。102米高，76吨重的大铁塔立在戈壁滩上、数百顶帐篷的突然出现、上千辆汽车及五千多人员的频繁活动，美国能不知道吗？当然，他知道归知道，保密教育还是要天天讲、天天抓。但是，也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玄乎，似乎我们一点自由都没有了。比如，我看过公安部一同志的回忆录，他写道：“进入核试验期间，一律禁止私人通信。”其实并非完全如此。在场区一次大会上，张爱萍副总长就通信的保密问题做了三点指示：“一、无事不写信；二、有事少写信；三、写信不泄密。”当然，21所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大家写信时，信封上仍以北京通县为发信地址，21所每周派通信员回北京一次送、取信件。五室申江河指导员则建议大家写好信后，最好找别的同志帮助看看，（当然是自愿的了）“把把关”。我记得桑凤嶠、朱明发等同志写给爱人的信都让我帮看过，看什么看，难道这些老同志还要别人把关吗？核试验前有三大核心机密：爆炸当量、试验方式及爆炸时间（即“零时”）。试验当量,我们这些搞理论计算的早在六三年接受任务时就已知道；塔爆，已是明摆在那了。那么最后的绝密就是“零时”。在中央确定了大致试验时间后，我们沉降预报组，就与基地气象室预报员进入了201#地下室。气象室在顾震潮教授带领下负责预报天气，（在同一个房间，我们列席旁听)，然后我们就根据报的天气做出场区内和场区外的放射性沉降预报，最后送试委会张爱萍那里审查。尤其是进入“零”前72小时以后，几个小时就要预报一次，那几天我们是不分昼夜连续工作，实在困了就趴在桌子上休息一会。除了试委会的核心成员外，在21所内，乔主任、邹进上（他参与天气预报）加上我们沉降组六个人恐怕是最早知道“零时”的人了。由于进入了试前的紧张时刻，大家都在盼着“零时”快快到来。那两天和其他同志相遇时，都想从我们这几个人的言语中知道何时是“零时”？可是，我们谁也不敢讲。有一次见旁边无人，老桑对我用手画了个“？”，我也只能小声说了句“快了！”场内吃、穿、住、行的苦与乐几乎所有的回忆文章都谈到了试验场喝苦水，耐炎热，抗风沙。从六月到十月，可以说是戈壁滩里最难熬的日子。刚进场时，我们21所集中住在101#，在铁塔的西南约四公里处。几十顶帐篷排列有序，像一个小村庄似的。在远离“村”的一个角落里由五顶帐篷组成一个小院，因为住的全是女同志，所以被取名为“木兰村”；在另一个角落里，还有一个由三顶小帐篷成品字型排列的小院，因为住着的是我们五室的人。我们理论室的人整天就是摇计算机、拉计算尺、画图、看资料，所以很多人称我们这是“夫子庙”。我们沉降组六个人和申指导员同住一个小帐篷，中间只留下那么不到四平米的空间就是我们的“办公室”了。七八月份，戈壁滩白天热到四十多度，连刮的风都是烫人的，尽管不断地往沙土地上洒水，但还是热的受不了。不知谁提出的，反正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