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文人遭遇革命新旧知识分子的抉择罗山1927年6月2日，北京的颐和园昆明湖传来一声闷响……一位蓄着长辫子的老先生来到颐和园鱼藻轩上。鱼藻轩引用《诗经·小雅》“鱼在在藻”的典故。古人认为，《鱼藻》这首诗表达了“万物失其性”，“君子思古之武王焉”的情感，本身就有抚今追昔，怀念先王的意义。宣统末年，清廷颁定国歌《巩金瓯》，严复所作歌词中有“民物欣凫藻”之句，形容民众万物如野鸭嬉于水藻般欣悦，与《鱼藻》中的修辞如出一辙。这位长辫先生吸了最后一支纸烟后，长吁一声而投水。王国维真的是“殉清”而死虽然这里湖水甚浅，未及一二分钟就被抢救上岸，下身甚至还未沾湿，但水下淤泥黏重，藻荇纵横，其七窍已被污泥封堵，早已咽气。直到颐和园大门外等候接这位先生返城的车夫赶来道破原委，旁人才知道这位投水的长辫先生便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授王国维。翌日，家人在王国维衣带中发现遗书一封，上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遗书中的“只欠一死”之语是宋元之际士大夫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著名的宋室遗民谢枋得就公开承认“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只不过他本人已是“宋室孤臣，只欠一死”而已。在这种解释之下，王国维怀念前朝的遗老立场已被预设，其行为被自然而然地视为“殉清”之举，其久蓄的辫发也增加了这种解释的可信度。梁启超在王国维墓前的悼词说：“王先生的性格很复杂，而且可以说很矛盾：他的头脑很冷静，脾气很和平，情感很浓厚，这是可从他的著述、谈话和文学作品看出来的。只因有此三种矛盾的性格合并在一起，所以结果可以至于自杀。”王国维投湖3年后，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开篇评价道：“王先生，头脑是近代式的，感情是封建式的。两个时代在他身上激起了一个剧烈的阶级斗争，结果是封建社会把他的身体夺去了。”显然，郭沫若也认同了王国维“殉清”的判断。然而，这种众所周知的解释真的无懈可击吗？当年的清廷遗老大多数是前清进士举人，也算得上和大清“利益相关”。而王国维只是秀才，没有中过举人，连乡试都没过。《儒林外史》中的秀才范进在中举之前，被自己杀猪的老丈人看不起，因为秀才仅仅通过了县级的童子试，距离“暮登天子堂”还差得远。今天学界对《王国维年谱长编》的研究表明，王国维早年非但不屑于考取功名，更是早早立下了追求新学的志向，特别对尼采哲学深有兴趣。更重要的是，1927年6月，清室早已避居津门，远非1924年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时的困窘可及。要知道，当年冯玉祥打着清算张勋率“辫子兵”进京后清室复辟逆举的名义将清室逐出紫禁城，北京众多的清廷遗老一时激愤不已，称之为“甲子之变”，纷纷搬出“君辱臣死”的教条，跃跃而有殉清之势。这位海宁王静安先生国维也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但最终被家人拦了下来。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没有自尽，在1924年逊帝“蒙尘”，“播迁”津门的时候也没有自尽，偏偏在1927年的时候自尽，王国维真的是为了“殉清”而死吗？事实上，自王国维投水之时起，就一直有人主张其自尽行为与当时的中国政局有密切关系。1927年，经过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麾下的军队没有停止北上的步伐。到了6月，一路北上的南京国民政府军队已经接近到徐州外围。王国维遗书中“义无再辱”句是引用汉代李陵的典故。这位悍将在绝望之中投降匈奴，惨遭灭族。武帝驾崩后，继位的汉昭帝遣使劝降，李陵以“丈夫不能再辱”谢绝，意为投降匈奴已是耻辱，若再背匈降汉便是再次受辱。有[本文来自于wWw.zZ-news.Com]人认为，王国维此语是把辛亥革命视为初次见辱，那么何为“再辱”，不言自明，就是指即将到来的北伐大军。王国维投水后，隐居北京的湖南名流周大烈写诗悼念，感叹“鱼藻轩前秋已残，投身应为水多澜”，并留下注解称“广东革命军有北趋之势，清臣王国维谓不可再辱，投轩下死”。王国维在赴鱼藻轩投水之前，曾与梁启超相谈时局，二人均对局势表示悲观。同一时段，梁启超不止一次与子女谈到北伐军一路而来，北洋统治秩序瓦解，各地纷乱情形。梁启超特别担忧的是，北方有可能会重蹈两湖民变的覆辙。原来，在王国维投水前一个多月，湖南也有一位宿儒死于非命，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