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门弟子与中国近代史学转型梁启超在论述章太炎学术造诣时，曾评价他在小学方面取得了突破前人的成就，“其精义多乾嘉诸老所未发明”[1](p86)，“是现代音韵学第一人”[2](p275)。而钱穆则在肯定章氏“音韵小学尤称度越前人”的同时进一步指出：“然此特经生之专业，殊不足以尽太炎”，并着重提出：“太炎学之精神，其在史学乎？”[3](p25)这无疑更精确阐明了章氏学术的核心所在。今天看来，在章太炎的学术研究中，史学确实占据了最为中心的地位，正如其所谓，“在各种学问中，可喻之为皮板”，“皮之不存，毛将焉傅？”[4](p110)因此无论是他早年强调“国粹以历史为主”[5](p366)，还是晚年一再重申“历史学之重要”，主张“保存国性之教育，其要点则重在读史”[4](p85)，“中国今后应永远保存之国粹，即是史书”[6](p957)，都明显反映了他对史学的高度重视。而正是在他的熏陶下，章门弟子纷纷致力于史学研究，在取得丰硕学术成果的同时，还从学科体制上极大推动了中国史学的近代化。一、“捐除经学之名”与史学的独立在中国近代史学转型中，学科体制的建立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一环。而顾名思义，学科体制的建立首先必须从知识分科开始，这在西方可谓源远流长，沙姆书和梅瑟·达维多在《学科规训制度导论》一文中就说：“知识分门分科是由来已久之事。例如哲学的古典划分（逻辑、伦理和物理）和中世纪的三学科（语法、修辞、辨证）和四学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13世纪以前，此文科七艺涵盖了知识的划分，并借着中世纪大学的课程结构一直持续不变。”[7](p14)华勒斯坦也提出：“十九世纪思想史的首要标志就在于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即创立了以生产新知识、培养知识创造者为宗旨的永久性制度结构。”他还进一步指出在19世纪以来的社会科学领域，“率先取得自律的制度化形态的学科”便是历史学[8](p8、16)。由此可见，专门性史学学科的建立，对近代学术转型具有关键的意义。然而从中国传统的学术体系来看，则向来强调贯通，缺乏分科观念，其中尽管也有所谓经史子集的区别，却主要是作为一种图书分类方法，不具备近代意义上的学科性质。而随着西方近代学科观念的不断传入，这种状况也终于发生了改变，从晚清的“分科设学”，直到“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9](p1)，都说明中国传统的学术体系逐渐向近代学科体制转型。在这一学科重建的过程中，史学摆脱经学的羁绊、获得完全的独立尤其具有重大意义，汪荣祖即曾指出：“近代史学的昌明光大，大致根据三个基础：学院化、专业化与独立化。”[10](p183)---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在中国史学史上，历代修史可谓皆以“载道”与“羽翼经训”相尚。如范祖禹《唐鉴》便因其中贯注了不少理学观点而为程颐所赞赏，以为“三代以后无此议论”，“足以垂世”[11](p443、439)。朱熹更力主“读书须是以经为本，而后读史”。吕祖谦就因稍稍偏离了这一轨道，而被朱熹斥为舍本逐末，“于史分外子细，于经却不甚理会”[12](p2950、2951)。到了明代，则开始有学者力图通过沟通经史，来凸显史学的地位。如王阳明在《传习录》卷一即有所谓“春秋亦经，五经亦史”的说法；王世贞《弇州四部稿艺苑卮言》也说：“天地间无非史而已。六经，史之言理者也。”李贽《焚书五卷经史相为表里条》亦云：“《春秋》一经，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而《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史之所以来，为道屡迁，变易匪常，不可以一定执也。故谓六经皆史可也。”时至清代，章学诚则更是集前人之大成，对“六经皆史说”加以了系统专门的阐发。不过，明清学者之推重史学，大多仍是从经史同源的角度去论证。这事实上并未改变经学独尊的局面，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序》中便说：“治经断不敢驳经，而史则虽子长、孟坚，苟有所失，无妨箴而砭之”。同时，这种观点还进一步导致史学被纳入经学的思想轨道，依附于经学，康有为即宣称：“史学大半在证经，亦经学也。”[13](p49)对此，邓实在论述清代学术时就指出：“本朝学术，实以经学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