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其它相关论文-试论儒学的宗教性内涵一引言儒家思想传统到底能否被视为一种“宗教”?这是二十世纪中外学术界关于儒学的重大争议性课题之一。二十世纪中国知识界所理解的儒家思想是理性的、人文主义的、缺乏宗教内涵的思想传统，举例言之，民国8(1919)年2月，胡适(1891—1962)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此书的第四篇就以孔子为“实行的政治家”。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台北：远流，1986)，61。民国58(1969)年1月，徐复观(1902—1982)在他的《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第二章讨论周初人文精神的跃动，第三章论以礼为中心的人文世纪(春秋时代)之出现，并讨论宗教的人文化；第四章也是从宗教意识向道德意识的转化，论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之地位。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台北：台湾商务，1969)这是五四以降中国人在崇拜“民主”与“科学”，追求理性的时代思想氛围之下，所建构的孔子与儒学的现代形象。这种孔子及儒学的形象，以其将“宗教”与“人文”峻别为二，终不免启人疑窦。另一方面，儒学的宗教面向却也常常受到中外学者的注意，举例言之，远在1904—1905年韦伯(Maxweber,1864—1920)出版《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时，他是在“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的研究脉络下，探讨儒学作为宗教之诸般问题(如缺乏“圣”与“凡”之紧张性……等)。MaxWeber,TheReligionofChina:Confucianismandtaoism(NewYork：TheFreePress,1951,1964)日本汉学前辈池田末利在1981年出版《中国古代宗教史研究——制度与思想》时，就全面分析中国古代思想的宗教性格，讨论古代中国人崇拜之对象，祭礼之场所及礼仪等各方面问题。池田末利也讨论与儒学传统有深刻关系的春秋时代理性主义以及“天道”与“天命”等概念，认为中国古代并不是一个无神论的文化，认为儒家思想传统具有很强的宗教意识，“天道”或“天命”的概念从早期的主宰的人格意义的天，转化为原理性的、哲学性的存在。池田末利，《中国古代宗教史研究》(东京：东海大学出版会，1981)，尤其是页956—957。池田末利分析的重点是中国古代宗教信仰的外显行为，未及其内部思想。当代新儒家学者在1958年发表《为中国文化告世界人士书》时，更特别强调中国文化与儒家思想的“宗教性”，但可惜并未深入论证儒家的“宗教性”这个问题。牟宗三、复复观、张君劢、唐君毅等人说：“我们希望世界人士研究中国文化，勿以中国人只知重视现实的人与人间行为之外表规范，以维护社会政治之秩序，而须注意其中之天人合一之思想，从事道德实践时对道之宗教性的信仰。”见牟宗三等，《中国文化与世界》，收入：唐君毅，《说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台北：三民，1974，199)，引文见页145。牟宗三又说：“自事方面看，儒教不是普通所谓宗教，因它不具备普通宗教的仪式。它将宗教仪式转化而为日常生活轨道中之礼乐。但自理方面看，它有高度的宗教性，而且是极圆成的宗教精神”，见：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台北：台湾学生，1963)，页99。1971年刘述先循田立克(PaulTillich)将“宗教”定义为“终极关怀”(ultimateconcern)之思路，认为儒学对现世精神之注重未必一定违反宗教超越性之祈向。孔子虽然不信传统西方式的上帝，并不表示孔子一定缺乏深刻的宗教情怀。Shu_hsineLiu,“TheReligiousImportofConfucianPhilosophy:ItsTraditionalOutlookandContemporarySignificance,”PhilosophyEastandWest,Vol.21,No.2(April,1971),157～175；刘述先：《由当代西方宗教思想如何面对现代化的角度论儒学传统的宗教意涵》，刘述先主编：《当代儒学论集：传统与创新》(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5年)，页1-32。1990年日本学者加地伸行也强调儒家重视生死问题，并特重葬礼，可以视为一种宗教。但是，加地伸行所强调的是儒家的丧礼之仪式，他并未深入儒家思想的“宗教性”内涵。加地伸行，《儒教とはなにか》(东京，中央公论社，1990)“儒教”一词系自古以来中国习用之名词，《史记·游侠列传》：“鲁人皆以儒教”，《晋书·傅玄传》：“政体存重儒教”，其涵义与“儒学”(《史记·五宗世家》：“河间献王德好儒学。”)并无不同。在一般日文著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