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占”乎？改制乎?“强占”乎？改制乎？1999年11月16日这一天，对于安徽省广德县誓节镇农机厂63位职工，特别是对于李财祥、张烈发、李本珍三位老职工来说，是个黑色的U子，因为这一天，他们接到了宣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在这份曾令他们盼望已久的判决中，他们败诉了，而对企业没有投入一分钱的镇政府竟成了这场诉讼的最大赢家，为此，他们将失去曾经熟悉而热爱着的厂房，失去赖以生存的环境和基础，不仅如此,为了打赢这场官司，由全体职工凑起来的数万元救命钱也一同打了水漂!63名职工为何耍勒紧裤腰带与镇政府打这场官司？原告：镇政府无权处置企业产权被告：原告主张于法无据1999年8月3日，扯皮扯了整整两年的广德县誓节镇农机厂63位职工诉誓节镇政府违法行政一案终于在宣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开庭。或许审判结果直接关系到原告众多个家庭的利益，或许审判结果会直接影响到被告的政府形象，原被告双方当事人以及他们的亲友十分重视，偌大的法庭被挤了个水泄不通。原告诉讼代理人首先发炮：广德县誓节镇农机厂，是李财祥、李本珍、张烈发三位老工人于1962年自筹资金一手创办起来的，农机厂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由原来的米面加工发展到生产农机配件，职工由最初的三人发展到近百人，固定资产也由原来的数百元发展到近80万元，由此农机厂一举成为宣州地区以及全省农机系统的乡镇明星企业。当时的安徽省委副书记、现任安徽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光宇曾两度视察农机厂，给予了农机厂以极高的评价，可是，誓节镇政府却于1992年在农机厂而临暂时困难但并没有发展到资不抵债地步的关键时刻，不是想方设法去解决企业困难，而是强行遣散职工，并把农机厂承包给并不懂配件加工业的黄徳权。黄徳权在承包农机厂后不是想着如何把企业盘活，而是擅自拆卖农机厂机床。更令人不可理解的是，黄德权在三年承包期内不仅没有按照承包合同的要求缴足承包金，却在承包期结束后，向誓节镇政府要求买断农机厂，而誓节镇政府竟然超越职权，以改制的名义，把农机厂“卖”给了黄徳权，以至全厂近80名职工生活无着，有“家”难归。被告反驳道：李财祥、张烈发、李本珍当时是公社水泵站的正式职工，现在的农机厂正是靠着水泵站的固定资产滚动发展起来的，也正因如此，1980年农机厂被定性为社办企业，1984年定性为乡办集体企业，1989年又变更为镇办集体所有制企业，而农机厂的营业执照上也明确载明，农机厂为镇办集体所有制企业。至于说到农机厂的承包问题，那是因为农机厂已陷入破产的状态，如果不釆取果断措施，农机厂的损失将会更大。而将企业出售给黄徳权，并非政府的任意行为，而是依据当时有关政策的正式决定。所以，无论是把农机厂承包给个体经营,还是将集体企业私有化，镇政府都没有过错。原被告双方争论的焦点是：一、誓节镇政府对农机厂承包和改制的行政行为是否违法；二、誓节镇政府对农机厂的资产是否构成非法侵占；三、誓节镇政府的行政行为是否侵犯了农机厂全体职工的民主管理权；其中，最关键的是原始资金的投入，以及农机厂如何被登记为乡镇集体企业。原告首先推出三位证人：曾任誓节公社党委书记的余志明回忆说，当时的农机厂叫抽水机站，是李财祥具体负责的，后来，抽水机站的抽水机下放到大队，李财祥等人就自己出钱买了碾米机、磨粉机、轧花机等加丁机械。那吋，公社没有钱，上面拨的钱只够发工资。因此，公社实际上对农机厂没有任何投入。曾在当时的芜湖专区排灌管理所工作多年，并经常与李财祥、张烈发、李本珍打交道的巫绪东说，他们（指农机厂）不是国营单位，国家也不会投资的，在那个年代，不允许讲是私人的厂，但若按现在的观点，从他们的开办情况来看，实际上应该是私人的。曾在农机厂对面干过口铁修理工的王雨明回忆，1963年前后，李财祥、张烈发、李本珍因为排灌站下放到大队，他们三人没有下放,就到誓节西街老税务所隔壁租了两间房子，自筹资金搞起了碾米业务，以后又搞起了磨面和轧棉花业务。当问到当时的公社或其他部门对农机厂有没有投入或管理时，王雨明给予了坚决的否定。他说，他从没有听说公社或其他部门对农机厂投资和管理过。被告也不示弱：被告持有农机厂产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