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是中国历史上研究国家治理方式的学派，提出了富国强兵、以法治国。战国时期提倡以法制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其思想源头可上溯于春秋时的管仲、子产。战国时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予以大力发展，遂成为一个学派。战国末韩非对他们的学说加以总结、综合，集法家之大成。反对礼制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法律的作用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好利恶害”的人性论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法家思想，从最初循名责实的出发点，经一步步的变化到战国末叶，渐构成一种讲求利害的刻薄寡情的思想体系，对后来历史发生了极大的影响力量。综合而言，有下列各项：（甲）有助于中央集权体制之完成──法家的政治理想，由于切合时代环境的需要，直接促成贵族封建---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制度的瓦解与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把中国历史推向一个崭新的局面，亦促成了秦国的富强，致始皇能灭六国而统一天下。而始皇的推展中央集权的措施，实亦得力于韩非思想的运用故秦代政治，可说是法家学说的实现。（乙）导致秦之速亡──法家的政治思想，正如班固“汉书．艺文志”称：“及刻者为之，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构成一套纯功利的刻薄寡情主义。终导致秦因用刑太极而速亡，正如贾谊曰：“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下憎恶如仇雠，祸及己身，子孙灭绝”。（治安策）（丙）奠定汉初黄老治术成效的基础──汉初的政治风气，无论对内对外，都以“清静无为”为原则，不事更张，不求夸张，予民休息，使社会安宁。其实，黄老治术致“民以宁一”的成功，是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此法治思想的贡献也。（丁）汉初定制，多具法家内涵──历史学家余英时在“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一文中称汉初儒家在政治，性格上是一种“儒学的法家化”，见于“历史与思想”叔孙通定朝仪，虽云：“颇采古礼”，其实，却是秦廷的那套“尊君卑臣”的礼节，使专制政权由此而成定格，赋予后世君主摧残士子在政治社会上人格的凭藉。至明清而更臻于极致，是此系统次渐次逼椤而成，此外，萧何制律，多袭秦制，一应政制多依秦旧，汉初措施深具法学内涵,显而易见。（戊）汉室治道，阳儒阴法──汉武帝虽罢黜百家定儒学于一尊，但实际施政却是王霸杂用，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