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强制”与“合意”之间:我国诉讼调解制度的困境与出路摘要：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调审合一的立法模式，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法律适用上的冲突。为协调程序运行，发挥诉讼调解的作用，调审应适当“分离”，适度强化调解的“强制性”，建立诉讼中“调解合意”的诱导机制。关键词：诉讼调解；困境；程序强制；合意诱导：df72文献标识码：a一、引言诉讼调解又称法院调解，是我国民事审判中最具有特色的一项制度。从历史的角度看，尽管调解不是我国解决民事纠纷的司法传统在我国历史上，调解通常是指民间自发组织的纠纷解决方式，并不构成司法机关解决纠纷的法律传统。我国人民法院的调解制度应当是形成于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的法律传统，这一时期所发明的马锡五审判方式是对我国现代民事司法制度最具影响力的主要传统之一。（参见:强世功.调解、法制与现代性——中国调解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204.）作为制度化的调解，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在民事诉讼法中明确加以规定作为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方式而进行的调解；二是在基层组织专门设立的调解机构（人民调解委员会）所进行的调解。本文所要讨论的是法院所进行的调解。，但自中国共产党建立社会主义中国以后，调解即作为化解民事纠纷的主要手段或方式而被写入正式的法律文本中，成为人民法院审判和解决民事案件的重要方式。关于对我国诉讼调解制度形成基础的认识，有学者从文化解释论的角度，认为诉讼中的调解制度是继承和发扬了我国的法律传统，更是儒家文化的产物［1］；而有学者对此却持有不同的见解，从功能论的角度将调解解释为具有创造全新社会秩序的政治功能，将国家政策通过调解这种方式予以实施［2］。从我国调解制度的发展过程分析，以上两种观点都不能完全说明我国当下法院调解制度的本质及其产生的基础。就传统而言，我们不能否认调解作为中国历史上传统的纠纷解决方式，它的形成有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即儒家文化对其具有深刻的影响，时至当今，调解制度依然根植于这种文化基础。由于调解给予了当事人拒绝的权利（包括形式的拒绝和内容的拒绝），如果说儒家文化对当今纠纷解决方式不再具有影响力的话，则很难解释为何即使在通过诉讼这种强制性解决纠纷时，调解的利用也达到了极高的程度；同时，我们也不可忽视的是，创建并形成于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可谓是赋予了中国传统意义上平讼解纷的调解制度以新的涵义和内容，创设了中国法律的新传统。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调解不仅是用来平息纠纷和实现社会正义的手段，更重要的是要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实现社会治理的目的［3］。调解除了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外,还具有通过审判人员所拥有的话语权,对当事人进行说服教育(或法制教育)的教育功能。甚至有人认为法庭是“教育家的施教的场所”。（参见：强世功.权力的组织网络与法律的治理化［g］//北大法律评论:第3卷(第2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37.）审判与调解这两种原本在原理、技术上完全不同的纠纷解决方式，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这种大环境下被置于同一诉讼程序中。由于上述所论及的诉讼调解所负载的政治功能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新的法律传统，调解的作用被任意放大，以至于民事诉讼立法和实务操作表现为“调解型”的程序结构［4］,本应是由法院运作的审判程序中进行的“证明-决定”的程序结构，演化为法官形成“正确”的解决方案并说服当事人接受该方案的所谓“合意”的程序结构。在这里，当事人接受法官提出的解决方案的“合意”构成了程序展开的主要目标。由裁判与调解两种不同的纠纷解决模式所构成的我国民事诉讼程序，必然会产生冲突与矛盾，以至于在实践和理论上引发了对诉讼调解制度的深刻反省。这种冲突的突出表现是：诉讼调解活动隐含了较重的“权力因素”，“自愿合意”极易演变为“强制合意”。实践中强调提高调解结案率的同时，针对调解书的再审申请和强执执行也不断攀升，这便是这种冲突所带来的消极后果。本文拟通过对审判与诉讼调解原理的分析，就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裁判与调解的“二元结构”存在的问题，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