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课后服务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分析付卫东周威刘杰摘要：近年来，在双职工家庭的增加及教育减负呼声的双重叠加之下，“三点半之困”成为困扰学生及家长的教育难题，国内外实践经验表明课后服务是治理该难题的重要举措。已有研究对课后服务理论及实践有关问题进行论述，但仍缺乏针对学生满意度的调查分析。该文基于全国6省12市32县（区）的实地调查，对学生的课后服务满意度进行探究，结果发现：学生对课后服务满意度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学生个体因素如是否独生子女、年级、健康水平能显著影响其满意度，学生家庭经济状况、父亲及自我教育期望、学校质量均能显著正向影响其满意度，主动参与的学生满意度更高。此外，课后服务满意度影响因素存在地域差异，东部地区“经济导向”明显，中部地区“成绩导向”为主，而西部地区“动机导向”更为显著；农村地区满意度多受“不可掌控”因素影响，而城市地区受“自我可控”因素影响更大。据此，该文提出健全课后服务机制、创新课后服务模式、定制课后服务内容、加强课后服务评估以及关爱相对弱势群体等建议。关键词：中小学；课后服务；满意度；影响因素中图分类号：G434文献标识码：A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8年度国家一般课题“教育信息化支持农村教学点发展实践模式研究”（课题编号：BHA180150）研究成果。一、问题的提出随着我国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及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各项事业得以明显提升，一方面双职工家庭逐渐增加，另一方面社会各界对素质教育发展呼声愈发高涨。因“减负”而生的“三点半之困”逐渐同双职工家庭工作时间之间产生子女监护空白的矛盾，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这一间隙期间，家长往往选择将子女送入托管班甚至“脱管”，不仅可能会加大学生课业负担、长期参与违背教育规律的培训还会影响子女学习兴趣及自信心，加大了欺凌行为的发生概率[1]。部分课后托管机构以盈利为导向，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与之相比，学校专业性及学生安全都有一定的保障，因而希冀学校开展课后服务的呼声愈发强烈。2017年《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为《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校园应成为课后服务的“大动脉”，创新服务机制，提升服务水平[2]。2021年《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为《意见》）再次提出，应当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表明随着社会的发展，拓宽学校教育口径已然成为大势所趋、民心所向[3]。截至2020年底，全国已有30个省份出台了课后服务政策，全国36个大中城市66.2%的小学、56.4%的初中开展了课后服务，43.2%的小学生、33.7%的初中生自愿参加，2021年5月底，全国共有10.2万所义务教育学校开展了课后服务[4]。针对学生满意度进行研究，是普及课后服务的必经之路，亦是推动其优化升级的应有之意。二、文献综述课后服务是指在周一至周五学校课程结束后，由学校或其他社会组织提供的非课程教育类服务活动，旨在为学生减负的同时解决家长接送问题[5]，其本质具备多元价值[6]。课后服务有关研究起步较晚，2016年起，有专家开始关注课后服务问题，主要为介绍国外课后服务经验及做法。如日本在少子化问题背景下，将课后服务纳入公共服务体系，设立准入门槛，组织政府机构及民间组织开展课后服务实践活动，有力地促进了家庭育儿工作的开展[7]。美国在20世纪末实施课后教育计划，虽形成了健全的保障机制，但在资源开发、成本分担、配套设施建设上亦面临极大挑战[8]。韩国自1995年推行的“新教育体制”倡导利用公共资源提供多样的课后服务，澳大利亚亦出台了专门计划对课后服务的具体运作做出明确规定[9]。面对这一全球性的教育问题，基于中国实际的研究逐渐涌现，对课后服务属性及权责划分进行探究。在家庭结构及功能不断变迁的背景之下，以课后托管为主的校外教育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学校在管理上保持谨小慎微的态度，校内外双方的推拉最终为减负带来负效应。面对当前课后服务存在的系列问题，有学者开始呼吁政府发挥公共责任，科學制定有关制度，合理规范市场监管，厘清各方责任清单[10]。部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