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契约、产权与秩序构建丁鲁尹九州一切都是熟悉的一切又都是初次相逢;一切都理解过了，一切又都在重新理解中——朱苏力面对当代中国社会秩序建构的困境，费孝通先生曾经感叹道：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制秩序的弊端却已发生了。在如何认识这种社会控制类型转变的机理上，理论界有不同的解读。本文旨在用一个视角重新探讨这一问题，并提出一些个人看法，力图为现代化规制形态的建构提供一种不规范但可能的道路。一、古代中国的规制机理中国哲学及文化对社会体系结构有着鲜明而富于特色的认知，集中表现在“家—国”关系上，集中体现了鲜明的伦理色彩。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人就是家庭关系的推广发挥，以伦理组织社会。家国相维，以家组国，齐家治国，家庭婚姻关系是中国社会组织的基础，是天然的和基本的社会单元。《易经》有言：有天敌后有万物，有万物后有男女，有男女后有夫妇，有夫妇后有父子，有父子后又君臣，有君臣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我们将家庭婚姻关系是为伦理基础，并以此推衍初道德秩序，最后形成以宗法结构为基础的国家规制体系。这一体系充分借助熟人社会组织结构，努力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层面使伦理秩序外化为一套精神，并且形成能有效执行的社会制度，法制史上称之为“伦理法”。这种包含了为我们所熟知的“三纲五常”等伦理纲常的伦理法有效的回答了所谓的“安提戈涅问题”(即社区如何实现规范化自治)，并维持了中国三千余年的社会秩序，创造了世界史上最为持久辉煌的文明。19世纪40年代以后，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强势冲击下，这种礼法秩序最终走向解体，中国的仁人志士们从此开始了对新的社会规制秩序的充满了血与泪的探索历程。二、伦理法VS自然法法理学告诉我们西方法治精神最早可以溯源于自然法观念，西方法治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做一部自然法的发展史，起到了类似中国伦理法的功能。从比较法的视角上看，他们都为各自的社会治理秩序提供了正当性依据和方向性指导。不过，显然从运作机理上看两者差别巨大。第一，批判法学家昂格尔将自然法观念视为西方法治产生条件之一，认为自然法将世界二元化为理念和现实，由于显示须符合理念之一规律的影响，自然法成为评价社会制度的标尺，因此自然法蕴含了潜在的“革命”因素，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便是一例。中国的伦理法，渊源于真实可感的血缘伦理关系，由于这种关系产生于人的本能(如父爱母爱)，因而具有持久性和稳定性，在此基础上的中国社会秩序蕴含了保守性与稳定性，任何旨在“革命”的意识都很容易被视为“大逆不道”。第二，在自然法观念中，人被视为平等独立的个体，基于天赋人权的认识，西方法中个人本位、独立自主观念浓重，并由此产生了以“自由平等互利”为核心的契约精神。在这种精神的影响下，西方人视家庭婚姻关系是一种契约(康德曾对此论证)，就算是国家也被认为是一种契约的集合(以洛克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为标志)。社会契约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使民主宪政制度的建立成为必然，而契约精神本身所要求的“自由平等互利”观念则成为法治的灵魂。相反，在伦理法观念中，人一出生便被视为家庭社会关系的集合，拥有或即将拥有许多身份，一系列血缘关系身份的情调，是个人抽象为社会身份存在，家庭(团体)本位观念应运而生，个人意志的诉求成为异端，与家长制同时，专制制度形成，政治威权主义，国家父爱主义成为典型代表。由此东西方走向了不同的规制道路。三、根源探寻我们会也因该追问为什么东西方治理秩序会有天壤之别?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以自然法为代表的法治思想?答案应该是多元的而不是唯一的，但从历史哲学上看，单纯的意识分析是站不住脚的，更经不住考验。在此，我用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尝试做些简单的分析。纵观中国古代史，土地问题，尤其是土地所有权制度的流变过程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因之一。显然，历史上治世与乱世的出现，安定与变革，无一不与土地有关。我们的历史教科书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了中国的土地制度，结论是地主土地所有制是中国封建制度的根本制度，并作为经济基础影响了封建历史的发展。且不说中国是否存在所谓的地主土地所有制，但可以明确，它在古代中国并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