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的德治与法治相结合之理论和实践初探撰写时间：202X年XX月XX日---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关键词“德治”“法治”相结合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作者简介：李彩鹏，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图分类号：D601文献标识码：ADOI：10.19387/j.cnki.102021-0592.2021.04.053很多人都知道“孔融让梨”的故事，知道孔家正是因为有了孔融这样谦让有礼、甘于吃亏的孩子，梨才得以在有众多孩子的家庭里顺利地分配下去。我们不妨往下想：如果孔融不让梨、孔家的孩子谁也不愿意让梨，这梨又将如何分配下去呢？实际上，这则故事蕴藏着一个很深的道德教化和法律规训的问题—即“德治”和“法治”的问题，也就是“德”的超前驯化、防微杜渐的作用和“法”的事前警示、事后惩戒的作用，它们对于一个家庭，乃至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起着奠基性的作用。在这则故事里，孔家家教有方，四岁的孔融就知道要给哥哥弟弟们让梨，孔家无须动用规则（法则）分梨。但是，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的今天，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追求最大化，各种问题和矛盾不断，有的甚至十分尖锐，单靠道德的驯化和自觉已经不能很好地调节和分配好各种利益关系，这就需要一种强制力进行调剂，这种力量就是“法治”的力量。当今社会，必须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才能确保国家的兴旺发达和社会---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的繁荣稳定，才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那么，“德治”与“法治”作为治国方略的渊源如何？“德治”与“法治”的各自的本质特征和不同功效又如何？实践中如何将“德治”与“法治”有效结合起来？不同领域、不同方面、不同环节、不同对象上能不能有所侧重？怎样侧重？本文将做如下理论和实践上的探讨，特别是以本次“战疫”为主要实践背景加以论述。一、“德治”与“法治”的历史渊源—治国方略的变迁关于治国安邦的方略，我国古代的许多思想家曾提出过许多良策，如道家老子的“无为而治”，法家韩非子的“严刑酷法之治”，儒家孔子的“仁德之治”，这些治国思想无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但自从汉代的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后，自西汉汉武帝起，儒家思想就被尊为唯一的治国之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历代君主都采用“德治”，即“人治”的治国之术，强调“仁义道德”，“以德服人”。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董仲舒认为，“德为阳，刑为阴”，两者的关系是：“刑者，德之辅也，阴者，阳之辅也。”“圣人多其爱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春秋繁露》）。实际上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治国史上的“德主刑辅”“以德配天”的治国方略。“德治”主张先---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用德礼进行教化，教化无效后再动用刑罚，把德刑结合起来。这种刚柔相济、重在以“柔”克“刚”的“仁政”之术被当作历代王朝的治国之道。随着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西方国家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取得了主导地位，“法治”思想深入人心，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纷纷采用“法治”来治理国家。“法治”思想首先由古希腊人毕达库斯于两千多年前提出，完成现代法治思想经典建树的仍是西方著名的思想家，代表人物有戴雪、哈耶克、菲尼斯等，这些资产阶级的启蒙人物和法学家普遍认为法治思想应包括：法治之法必须是公开的、明確的、稳定的、善意的、可期的;法治之法具有最高的权威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人权、法律的正当程序原则等。西方伟大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对其内容从两个方面进行了经典阐述，即“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从中可以看出，现代法治思想内涵非常丰富。而同一时代的东方，中国的法家诸子商鞅、慎到、申不害、韩非子等人主张“以法治国”，提出一整套推行“法治”的理论和方法。尽管这一理论要比亚里士多德学说更为系...